高宗即作《御制改译辽金元三史序》(86)。此後馆臣即着手编辑《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由於馆臣此前是一面改译《辽》《元》二史正文，一面将译名摘出，而《金国语解》早已基本完成，所以剩下的仅是分类编辑与统一润色的工作，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即告竣。本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奏《纂办全竣现在缮写刊刻各书单》中即有《辽金元国语解》(87)。
    但《三史国语解》的刊刻却一再拖延。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二日，曾参与改译三史、编辑《三史国语解》的祝德麟奏“请敕下武英殿总裁，赶紧将《三史国语解》一书刊刻完竣”，以便以此爲据校改《四库全书》中所涉辽、金、元三朝译名(88)。次日，高宗即下旨催办(89)。但负责刊刻事宜的武英殿修书处则指责方略馆“前贵馆交刊之《辽金元三史语解》，缘书内各卷案语或载或遗，体式不一，仍缴贵馆核定。兹奉旨赶刻此书，希即核定付交，以便迅速刊办”(90)。可见此时《三史国语解》仍在方略馆进行修订。至於最後刊刻完成似应仍在本年内(91)。刻本与《四库全书》本亦有不同，如《钦定元史语解》卷一，文渊阁《四库》本作“帝名”，刻本则作“君名”，与《钦定辽史语解》《钦定金史语解》类名一致。
    在改译《辽》《金》《元》三史的过程中，馆臣於“人、地名前後异同及事实显然讹错脱落之处”，“援据各书，逐加案语”，和珅等奏请“将原签择取其精当者改爲考证，刊附原史各卷之末”(92)。所以在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三史告竣进呈之後，馆臣又对各史原附考证进行了增添、改动。这项工作的完成在乾隆四十七年初，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奏《纂办全竣现在缮写刊刻各书单》中有“《辽》《金》《元》三史”(93)。此後才形成了三史的“定本”。各阁《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荟要》均以此爲底本抄录，故可反映改译定本面貌。《辽史》卷一考证乾隆初本仅五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增加至十二条，且将原按语上“臣某”字样一律删去。
    即使在以上任务都完成後，仍有校对官在对三史进行润色画一的工作。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仪郡王永璇奏请以大理寺卿富炎泰补病故校对官呈麟之缺：“臣等遵旨办理《辽》《金》《元》三史等书，每俱用三合字样，应用满、蒙、索伦、唐古忒、回蕃话语注节之字，事务繁多。此项书籍原系校对官呈麟一人总办，今呈麟病故……请将富炎泰坐补。”(94)乾隆五十年七月初七，阿桂等上奏亦有“现办《辽》《金》《元》三史画一”之语(95)。
    至於三史修版事宜，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和珅等曾上奏：“查三史内改译字样，或一篇仅有数字者，仍交武英殿挖改，其累牍连篇，原板难以挖改者，请交武英殿查明，另行刊刻。”(96)其办理过程是，先由武英殿将版片挖改，刷印样本交方略馆校勘，校出错讹之处後，再返武英殿改刻，改刻後的本子“於乾隆五十三、四等年”陆续交方略馆覆校。但三史改译定本仅一份，“其时正当赶办四阁空函书籍及江浙三阁之书”，均须使用此本。乾隆五十五年“复带往盛京覆勘文溯阁《全书》”，且“摘藻堂《荟要》尚未完竣”，底本不在馆，自然无法覆校，迁延日久。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即就此事上奏，表示“现在行催，一俟交回底本，即行赶紧核对板样，刷印颁发”(97)。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元史》书前提要署“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恭校上”，则底本交还方略馆必在其後。
    由於《钦定三史国语解》在三史改译完成後仍在修订，因而两者译名有不相符合处。和珅等曾奏请将《钦定三史国语解》“分刊於原史之前”，则三史与《国语解》又应画一。因爲没有统一标准，不知以三史改译底本爲准，抑或以《国语解》爲准，底本虽已还馆，覆校却仍难以完成，“从违莫定，难归一是”(98)。同时，方略馆与武英殿两方又相互推诿，送交之印样“屡校屡讹”。此事遂拖延至嘉庆年间。
    嘉庆十九年之前，武英殿刊刻书籍的流程是：
    各馆书成送交之後，由武英殿先缮写宋字样本一分，交原馆校勘。其有缮写错误者，签出交回改正。俟覆校无讹後，再送交武英殿刊刻。及刻成板片印出板样一分，仍交原馆校勘。亦俟签出错误备改，覆校无讹後，再送交武英殿刷印。(99)
    而各阶段均未定下限期，且“校书原馆系属常开之馆，其承办非止一书，武英殿刊刻修改亦系将前後所刻各书错综办理”，两方相互推诿，“是以一书刻成校正至可以刷印之日，其卷帙较多者往往迟至一二十年之久”。嘉庆十九年改定校书章程，“武英殿初次写样仍照原馆校对，至刊刻告成後，其板样即由武英殿各员校对”。并定下校对与修改限期，以明责任。“其有迟逾者，迟在原馆，由该总裁参处。迟在武英殿，由该管大臣惩办。如此则原馆校勘书籍可期速竣矣。”(100)这样便解决了方略馆与武英殿两方相互推诿的问题。
    同时，爲了解决这种“从违莫定，难归一是”的局面，以便尽快完成三史修版事宜，嘉庆二十三年，仁宗下旨“令方略馆诸臣将《辽》《金》《元》三史中人名、地名、官名，悉遵《钦定国语解》改正，仍於所改名下注明‘原作某’，以存其旧”(101)。
    标准既定，工作便可展开。此时，三史版片距乾隆初刻已近八十年，“糟烂之处甚多，皆须一面补添完全，方能校勘”(102)。然後馆臣再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爲准修改三史译名。
    至嘉庆二十四年，《金史》校完送交武英殿，但“嗣经修改交回，多有新刊补凑之板，又添讹字，复须重校。《辽》《元》二史情形更甚”。故曹振镛以“校勘实难速竣”，於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上奏“请勒限於道光二年校竣”(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