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明确説明了删去出处、将大部分案语改爲考证是爲了与其他各史画一。邵氏离馆後，馆臣对《旧五代史》的改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增补部分邵氏漏辑内容。二、删去邵氏误收的内容(126)。三、改篡违碍字句。四、将原辑本《永乐大典》卷某等出处删去。五、选择部分精要案语及黄签改造爲考证。
    改订工作的完成在乾隆四十九年。两套《四库全书荟要》、各阁《四库全书》均以改订本抄入，今可见书前提要末所署恭校上时间均爲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也以此本付刊。所以《荟要》本、库本、殿本均无出处，并且各卷末附考证。虽然同出一源，但《荟要》本、库本与殿本仍有些许差异。如卷二《考证》“《梁太祖纪二》磁州刺史袁奉滔”条，文渊阁《四库》本作“磁州，案《欧史》磁讹惠”，《荟要》本作“磁，原本讹惠”，殿本作“磁州，原本讹作惠州”，熊罗宿影印本粘签作“磁州，原本作惠州”。可见《荟要》本、殿本与熊本相同，都是説原本即《大典》本是错的，而文渊阁《四库》本则变成《新五代史》是错的了。考《新五代史》卷二十一《梁臣传》第九，实作“磁州”，并不作“惠州”，知文渊阁《四库》本此条考证误“原本”二字爲欧阳修《新五代史》，实际应指《永乐大典》。又本卷《考证》，殿本较《荟要》本、文渊阁《四库》本多出“五日之内连下三州”一条。邵晋涵《旧五代史考异》卷一对此条亦有案语，与殿本《考证》徵引略同，但文字颇有差异，则殿本此条考证当出自负责改订工作的馆臣之手。
    现存《旧五代史》的主要版本有：一、清孔继涵校抄本。此本卷末有吴兴陈焯(暎之)题记：“乾隆丁酉八月十七日，同孙庶常寄圃晤荭谷户部，得见此书，因记岁月於後。”(127)丁酉爲乾隆四十二年，可见此本抄写甚早，在现存诸本中与邵辑原稿最爲接近，当是孔氏在京时由四库馆抄出(128)。此本曾经邓邦述收藏，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章钰有长跋，详述此本与殿本差异。二、清乾隆翰林院抄本。此爲进呈本，粘有黄签，卷端标“钦定四库全书”，爲孔校本所无，内容较孔校本多贺德伦、裴羽二传及卷六十三史臣赞，删去了孔校本误收的崔居俭传(129)，可见已经过修订。民国十年，江西熊罗宿将黄签移附书末，并以此本影印出版，即所谓“影库本”(130)。此本现藏江西省图书馆。三、清抄本。此本行款与翰林院抄本相同，卷端亦题“钦定四库全书”，或即从翰林院本抄出。此本爲王鸣盛旧藏，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四、清彭元瑞知圣道斋抄本，彭氏自校并跋。现藏上海图书馆。五、清卢氏袌经楼抄本，缪荃孙校。现藏北京图书馆。以上各本均较爲原始，存有出处及大量案语。六、乾隆内府抄《四库全书荟要》本。七、乾隆内府抄《四库全书》本。八、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刻本(131)。九、民国十四年刘承干嘉业堂刻本。刘本以卢氏袌经楼抄本爲底本，又据殿本作了校补，所以一方面保留了出处，另一方面各卷末也附考证。其後商务印书馆即以此本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132)。十、中华书局点校本。此本以熊本爲底本，校以章钰过录孔校本、彭本、卢本、百衲本，并利用了现存的《永乐大典》、《册府元龟》、《五代会要》等文献及诸家考订成果(133)。除以上各本外，陆心源藏有邵晋涵原稿本，其《仪顾堂续跋》卷六《重辑旧五代史原稿跋》云：“此本每册有‘晋涵之印’朱文方印、‘邵氏二云’朱文方印，盖即学士家底本也。”此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着录爲写本，二十四册。《静嘉堂秘籍志》仅节录陆跋及《四库提要》，无其他详细信息。此本未见有研究者提及。
    对《旧五代史》的研究，最富成果的当属陈垣、陈智超、陈尚君等。陈尚君更完成了《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一书，形成了一个新辑本，笔者上述论述对其成果即多有借鉴。一直以来，学者们对殿本删去出处的做法多有批评，但正如上文所述，这是爲了与其他各史保持一致。高宗及馆臣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考虑，希望推出的是一部正史的定本，所以不会考虑学者查核原文的需求。殿本虽然有这种极大的缺点，但毕竟是最後的定本，在一些地方仍然优於之前各本。如殿本虽已将大部分案语或删或改爲考证，但在某些卷中，殿本案语反较他本爲多。如卷二，殿本有案语四段即爲熊本所无。再如改造而成的殿本考证有较原本案语爲佳者，如卷九十七“胡汉筠”条，熊本案语爲“案欧阳史作胡汉荣”，殿本考证爲“欧阳史及《南唐书》俱作胡汉荣，《通监》从是书”。可见殿本《旧五代史》仍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五、《明史》之修订与《明史考证》
    《明史》的纂修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顺治二年诏修，康熙十八年正式开明史馆，终康熙一朝仍未定稿，雍正元年再次开馆，至十三年十二月方基本告成。高宗又命“展半年之期”，以便再加校閲，改正错讹(134)。建文帝谧号“恭闵惠皇帝”即在此期间议定(135)。乾隆元年九月，《明史》正式告成，交武英殿刊刻(136)。乾隆四年七月，《明史》刻竣，本月二十五日由张廷玉等上表奏进(137)。其後校刊《二十二史》，与新修《明史》合称“二十三史”。可见，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最先刊刻的实爲最後一史《明史》。
    但《明史》在其後又经历了改译与修订的风波。如上文所述，高宗在乾隆三十三年即表示要全面改译《辽》《金》《元》三史，明承元朝，《明史》中多有元代人名、地名，自然也逃脱不了改译的命运。乾隆四十年五月，高宗在上谕中指出：
    《明史》内於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既於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今《辽》、《金》、《元史》，已命军机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在改办《明纪纲目》，着将《明史》一并查改，以昭传信……所有原颁《明史》及《纲目三编》，俟改正时并着查缴。(138)
    与《辽》《金》《元》三史一样，《明史》的改译也是交方略馆办理的。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旨派英廉、钱汝诚爲总裁，专管《明史》改译事(139)。五月初八，又添派于敏中一同办理(140)。改译由满汉纂修官协同办理，满族纂修官主要负责译改对音，汉族纂修官则主要爲考订文义(141)。
    此时对《明史》的改动仅是局部的，改动之处“并就原板字数刊正，其间增损成文不过数字而止，於原书体例无多更易”(142)。而到了五月十三日，高宗在“閲所进签改之《英宗本纪》”时，对《本纪》不详汪澄、柴文显两御史获罪之由和“土木之败”中王振事迹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下旨：“所有《明史本纪》并着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镛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意精当。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閲鉴定，重刊颁行，用昭传信。”(143)除了改译，又增加了修订《本纪》的任务，工作量大大增加，而汉族纂修官仅宋铣、刘锡嘏二员(144)，不敷使用。於是总裁英廉等奏请添派王太岳、韦谦恒、吴省兰、李中简四人参与修订(145)。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又添派王杰、窦光鼐同办(146)。
    修订《本纪》必然核对《列传》，一方面要保持《列传》与《本纪》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核对的过程中必然也会发现《列传》的错误，所以修订工作不可避免地扩大到《列传》部分。纂修官以乾隆四年刻本爲工作本，此稿经总裁英廉、于敏中、钱汝诚等审閲删定後，另缮黄签粘於另一乾隆四年刻本上，进呈御览。王颂蔚曾於光绪十三年入值军机处时见到稿本、进呈本(147)。进呈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148)，蓝色书衣，上书某官某某恭校字样，如卷一百三十三列传第二十一书衣粘黄签，上书“编修臣宋铣恭校”。书内新译名粘黄签於原文之上，史文修订处粘黄签於原文之侧，考订及匀凑字数之语则皆粘於书眉。与王颂蔚《明史考证攟逸叙》所云同(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