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余 论
    由以上论述可知，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的校刊工作虽然主要在乾隆初年进行，但其後又对《辽》《金》《元》三史进行了改译并新编了《三史国语解》，新辑出《旧五代史》，对《明史》进行了修订，道光间又对《二十史》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版，整个过程延续近百年，是清代官方校书、刻书史上的重大事件。乾隆初年的校勘工作由博学鸿词和进士出身的翰林们负责，包括了齐召南、杭世骏等当代最优秀的学者，保证了校勘的质量，使殿版经史远迈前代诸本，成爲当时最精善的本子。
    至於对《辽》《金》《元》三史的改译，对《旧五代史》文字的改窜，对《明史》的修订，这固然掺杂着政治因素，但馆臣在进行改动的同时，也纠正了一些错讹(172)。对於因政治问题和因学术问题进行的改动，我们应当区别对待，不可将馆臣後来的工作一笔抹杀。道光修版之《二十史》流播未广，未经学界检验，优劣不便遽定。然时值晚清，人力、财力俱不逮前，质量或不能甚高。
    总之，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校刊工作历时甚久，固然有人爲的原因，但这项学术事业本身的复杂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书局校勘、出版《二十四史》也同样历尽坎坷，至今仍在作进一步完善的工作。笔者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下，回顾乾隆殿本诞生的历史，尤其具有特殊的启示。
    注释：
    ①当然，殿本《考证》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説的严格意义上的校勘记，《考证》不仅厘订文字上的讹、脱、衍、倒，还往往考订史事，诠释史文，论析史法。
    ②如张元济以宋元旧本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各本除《明史》外均以殿本通校，形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
    ③如陆枫《试论武英殿刻〈二十四史〉版本源流及其历史作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9年总第213期，第17-30页。又载《江海学刊》1992年第1期，第129-135页，略有改动。
    ④柳诒徵《南监史谈》(《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今按《元史》凡例後刊‘顺治戊戌年八月十二日江宁府儒学教授朱谟閲’，志十七末刊‘顺治戊戌年十月初八日江宁府儒学教授朱谟校’，传八十一末刊‘顺治戊戌年十一月十五日江宁府儒学教授朱谟校’，志四十四末刊‘顺治己亥年二月初六日江宁府儒学教授朱谟校’，志七末刊‘顺治己亥五月初二日朱谟校’，志三十四末刊‘顺治己亥年五月廿八日校閲，朱谟’，志十七末刊‘顺治己亥秋八月二十日江宁府儒学教授朱谟校閲’，卷一进书表後刊‘顺治己亥十一月初二日江宁府儒学教授朱谟校閲’。”
    ⑤柳诒徵《南监史谈》(第182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又引陈《志》云：‘顺治十七年，布政使冯京如修《二十一史》版。’”按：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三册《布政使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第1769、1773页)，冯京如顺治十三年十月即改任广东左布政使，顺治十七年江南左布政使爲徐爲卿，右布政使爲毛一麟。据(日)尾崎康《以正史爲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陈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7页)，顺治修版本正有顺治十六年徐爲卿、毛一麟序。陈《志》盖误。
    ⑥(日)尾崎康撰，陈捷译《以正史爲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第97页。
    ⑦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5页。
    ⑧《世祖章皇帝实录》，《清实录》，中华书局，2008年，第三册，第915页。
    ⑨《圣祖仁皇帝实录》，《清实录》，第五册，第160页。
    ⑩清王士禛《带经堂集》卷五十一《渔洋文》十三，康熙四十九至五十年程哲七略书堂刻本。又见乾隆《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三《兿文》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86页。
    (12)《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1982年铅印本，第47、50页。
    (13)清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史部一正史类，民国三年傅增湘天津铅印本。
    (14)陶湘《清代殿板书始末记》(陶湘编，窦水勇点校《书目丛刊·清代殿板书目》，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5页)云：“乾隆一朝，四年诏刻《十三经》《廿一史》……十二年，刻《明史》《大清一统志》。次刻《三通》，再次刻《旧唐书》。”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後序》(《张元济全集》第九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21页)：“高宗初立，成《明史》，命武英殿开雕，至四年竣工。继之者《二十一史》。其後又诏增刘昫《唐书》，与欧、宋《新书》并行。”皆将《二十一史》与《旧唐书》分而言之，现当代学者亦多沿此説，以爲下诏刻《旧唐书》在《二十一史》之後。实际从一开始国子监上奏时就包括《旧唐书》，此次校刊，实爲《二十二史》，高宗《重刻二十一史序》之名乃沿旧称。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3页。按，“御书处”实际负责“恭刻御制诗文、法帖之属”(《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一《官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0页)，乾隆间直属内务府，故其名称前并不冠“武英殿”字样，道光二十三年方“归并武英殿管理”(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七三《内务府》，光绪石印本)。校刊经史事应交武英殿修书处，所谓“武英殿御书处”实指武英殿修书处。
    (16)章乃炜《清宫述闻》，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1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七三《内务府》，光绪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