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前言云：“邵晋涵於乾隆四十年秋南归途中，曾将从《大典》录出的《九国志》遗文交孔荭谷，孔校所据《旧五代史》钞本，很可能就是邵氏携出而转示的。”按此语有可商处。邵氏南归後，孔继涵仍在京。据《守山阁丛书》本《九国志》周梦棠跋，《九国志》是邵氏南归时留给孔氏的，孔继涵又於乾隆四十一年夏交周氏编次刊刻。周跋署“宣武门内贝璎衚衕之因居”，説明周氏当时在京，孔氏将书交周氏时也必然在京。又孔继涵跋殿本《礼记注疏》，末署“乾隆四十一年秋九月己巳朔孔继涵记於小时雍坊李阁老胡同之寿云簃”。(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録》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47页)亦证孔氏在京。谓邵氏於南归途中将稿交孔氏，言外之意似乎事情是在曲阜发生的，不确。
    (129)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前言，第39页。
    (130)但“影库本”的称呼容易让人认爲影印的是某阁《四库全书》的本子，而实际上此本属於早期本，与删去出处及大量案语并附考证的各阁《四库》本差别甚大，所以称“翰林院抄本”较妥。
    (131)需要説明的是，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前言第41页谓有武英殿聚珍本，误。《旧五代史》武英殿仅有刻本而无聚珍本，後世刻本如岭南葄古堂本、崇文书局本等皆从此出，有翻刻本於卷端书名下题“武英殿聚珍版”，实是臆刻。
    (132)《百衲本二十四史》除《明史》外对底本均有改动，《旧五代史》当时也进行了通校，留有校勘记七册(《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一览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页)，但现已遗失，笔者未曾对校，改动情况不敢妄言。
    (133)对中华本所做的工作及其评价，详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前言，第42-46页。
    (134)《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第九册，第333页。
    (135)《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第九册，第494-450页。又《明史》卷四《恭闵帝》(中华书局，1974年，第66页)：“大清乾隆元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
    (136)《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第九册，第585页。
    (137)武英殿本《明史》书前进表。乾隆四年八月高宗上谕有“今武英殿刊刻《明史》将次告竣”(《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第十册，第486页)之语，盖其时仍有收尾工作，如尚需刊刻诸臣职名表和表文等。
    (138)《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实录》，第二十一册，第120-121页。
    (139)《大学士舒赫德奏请将未竣十种书籍特派总裁专办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78-579页。
    (140)《谕〈元史〉〈辽史〉等各书仍着于敏中同原派大臣等閲办》，《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91页。
    (141)《刑部尚书英廉等奏拟再添派编修平恕等赶办三史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85页。
    (142)《谕内阁所有〈明史·本纪〉着英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92-593页。
    (143)《谕内阁所有〈明史·本纪〉着英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92-593页。
    (144)《刑部尚书英廉等奏拟再添派编修平恕等赶办三史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85页。
    (145)《四库全书馆总裁英廉等奏请派王太岳等编校〈明史本纪〉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619页。
    (146)《谕〈辽史〉〈元史〉着添派和珅等同办〈明史〉着添派王杰等同办》，《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138页。
    (147)清王颂蔚《叙》，《明史考证攟逸》，民国五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148)此本《“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第197页着录，2007年曾参与“皇城聚珍--清代殿本图书特展”，但皆误爲“雍正年间武英殿刊初印校样本”。此本书衣所题宋铣等人皆乾隆间进士，参与此次修订活动。黄签所书人地名皆爲新译，如卷一百三十三“曼济哈雅”，乾隆四年原本作“蛮子海牙”。皆证此爲乾隆修订进呈之本。
    (149)惟王氏《叙》云存卷一百十六至卷三百三十二(阙卷一百九十五)，凡二百十六卷，台北故宫则现存卷一百一十三至卷一百九十四、卷一百九十六至卷三百七、卷三百九至卷三百三十二，凡二百十八册(据《“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及“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古籍资料库”)，略有差异。或王氏当时检点有差，或其後又有得失。
    (150)《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