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年十二月，三史校竣。但馆臣以“原板模糊脱落及糟烂之处甚多，几於不可辨识。若仅加修改，仍属无益”，提出“应另行刊板，以垂久远”。一方面是版片模糊糟烂，另一方面，三史经过改译，译名下又注“原作某”，与原史相比，字数自然增加不少，原版无法承载，重刻势在必行。因而曹振镛於本月十九日奏请“再展限一年”，以便誊录副本，详加覆校进呈後，“再缮写殿本交武英殿刊板”(104)。
    道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辽史》《金史》缮校完竣进呈(105)。十二月十七日，《元史》缮校完竣进呈(106)。同时缮写进呈的还有《钦定辽史语解》《金史语解》《元史语解》。馆臣指出乾隆钦定之《三史语解》“间有前後两歧、小注不全及重复等处”，所以此进呈本在乾隆本基础上又进行了修订。此後，《辽》、《金》、《元》三史及《三史语解》即交武英殿刊刻，开雕时间当已在道光四年，故三史及《语解》版心皆镌“道光四年校刊”字样。实际情况是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三年校正，道光四年开始刊刻。道光七年，武英殿即将三史及《语解》版片交付国子监存贮(107)，则刊刻完成当在道光七年。
    此次将略加修订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一并重刻，行款、版式与乾隆本略同，惟改左右双边爲四周单边，并在版心上方加刻“道光四年校刊”字样。其中《金史》部分将乾隆十二年改译之《钦定金国语解》和乾隆後期重编之《钦定金史语解》两种文本一并刻入。乾隆四十六年和珅等上奏时即提出应将《语解》“分刊於三史之前”，道光三年曹振镛等进呈《元史》时亦提出“将来即冠於三史之首”。但从现存的印本看，《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有单行者，亦有分附於三史之末者，冠於书首者则未见。
    至此，三史的改译工作才最终完成。道光本与乾隆本的主要不同在於译名，对文字亦有改动。中华书局本《元史》出版説明云：“道光本对《元史》的任意改动很大，但对史文也作了不少有根据的校订。”(108)如陆枫指出：“《元史·文宗纪》末复出《顺帝纪》文，道光本据《永乐大典》等资料删去。”(109)需要説明的是，部分改订实际上反映的是乾隆年间馆臣的工作。如陆氏所举此条，实际在《四库全书》本中已经改正，库本所附此条相关考证与道光本相同，可见道光本实际上是沿用了乾隆间的校订成果。但道光本所附《考证》仍较库本大量增加，如《辽史》卷一《考证》，库本十二条，道光本则增至三十八条。库本《考证》有不见於道光本者，如卷一《考证》首条“太祖字安巴坚，德祖皇帝长子。按《北庭杂记》，太祖父讳斡里，《辽史》不载”共二十七字即爲道光本所无。
    此次改译活动是对古书的改篡，自不可取，因而备受後人诟病(110)。但此次也同时改正了原本的一些错讹。除上文所举《元史》例外，再如《金史》中对干支的订定，亦间有可采处(111)。即使是对译名的改动，也不是全无用处。如《辽史》原本中颇有一些同名异译、异名同译的情况，很容易让人误一人爲多人、误多人爲一人。对於同名异译，改译本将译名统一，并在《考证》中説明。如原本《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皇孙隈欲生”，卷五《世宗纪》世宗“小字兀欲”，道光本卷一《考证》云：“考《皇子表》《皇族表》并无名隈欲者，惟世宗小字兀欲。兀与隈音近，且世宗被弑年三十四，是年至天禄五年适三十四年，其爲世宗无疑。”道光本即将“隈欲”、“兀欲”统一改译爲“乌云”。对於异名同译，则於首次出现并加改译时在《考证》中将同名诸人同时列出。如道光本《辽史》卷一《考证》：“奴农古生瘗其中。按农古原作女古，卷七《穆宗》应历十五年监军、卷九十四《萧阿噜岱传》父糺详衮、卷一百《耶律章努传》天祚时叛党四人同名女古。”参閲改译本及《考证》，对於我们辨别同名异译、异名同译是有所帮助的。
    从乾隆十二年至道光七年，《辽》《金》《元》三史之改译、重刊，历时八十一年之久。
    四、《旧五代史》之辑刊
    薛居正《旧五代史》本与欧阳修《五代史记》并行於世，金章宗泰和七年诏废旧史，其後薛史流传渐稀(112)，至清初遂告亡佚，乾隆间复由四库馆臣辑出，厥功至伟。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馆开，邵晋涵以大学士刘统勳荐，入馆充纂修官(113)，《旧五代史》即由其一手辑成。由四库馆《永乐大典》辑佚的程序推测，邵辑《旧五代史》的大致过程是，先由邵氏或馆臣逐册检览《永乐大典》，遇《大典》引《旧五代史》处，以签条签出，交缮书处誊录，再由邵氏考订编次，另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补之，并广参《通监考异》《通监注》《玉海》《容斋五笔》等书以参核辨证。邵辑均标明原文辑录出处及卷数(114)，并仿裴注《三国志》例，将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文字附於相关正文下。据他书订正《大典》文字之讹误处，皆出签説明，粘於书眉，以备进呈御览。粘签的目的实际上是让高宗方便地看到馆臣所做的考证工作(115)，所以对於已经附注於正文下的文字、案语，也要粘签注明“某页某行据某书所载附录备考”等语。邵氏在编辑过程中，已经对涉及的民族问题进行了一些讳改，但并不严重(116)。其时方略馆正在对《辽》《金》《元》三史进行改译，《旧五代史》中所涉辽代人、地、官名因此也改用新译名。由於当时《辽史》的改译尚未完成，馆臣手中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新译名，所以《旧五代史》对译名的改动是随着《辽史》的改译逐渐进行的，而且最後与《钦定辽史语解》并不完全一致(117)。
    辑本於乾隆四十年七月完成，初三日由永瑢等进呈御览(118)。高宗对此颇爲满意，《于文襄手札》七夕札云：“《旧五代史》进呈後……今日召见，极奖办书人认真，并询系何人所办，因奏二云采辑之功。”(119)但几日後高宗又询问：“金章宗专用欧史系何意，或因薛史措词有碍大金否?”(120)“金源即满洲”，女真、满洲同源，当时正值禁毁违碍书籍的高潮，这种询问实际是很敏感的问题。此後馆臣即加紧对《旧五代史》留存的违碍语词进行改动。邵晋涵“体素羸”(121)，当时又在病中(122)，应该并没有参与下一步的改订工作。乾隆四十年内，邵氏即离京南归(123)。
    其後王际华面奏高宗，“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列于《廿三史》”，“照殿版各史例刊刻”(124)。既然要与《廿三史》同列，必然要求在体例、行款上与其他各史保持一致。馆臣上奏提出：
    现在缮本，因系采葺成书，于每段下附注原书卷目，以便稽考。但各史俱无此例，刊刻时拟将各注悉行删去，俾与诸史画一。其有必应核订者，酌加案语，照各史例附考证于本卷之後。(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