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海鹏从两个方面作了阐述。其一,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史范式,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且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其二,现代化范式对革命史范式的否定并不符合事实,并且这样的“替代”后果很严重:“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不再是反帝反封建了,而是现代化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阶级斗争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革命甚至改革了,当然也不再去讲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的反侵略了。在这种史观下,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见了,皇帝和官僚不见了,打倒列强不见了,革命也告别了,让慈禧太后去搞她的现代化,让慈禧太后、李鸿章去走向共和,什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可以变得子虚乌有了。总之,在现代化史观下,我们所了解的近代中国,中外史家基本上认同的以革命为基调的中国,面目全非了。”他主张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37) 吴剑杰等人与张海鹏持相似观点,同样反对以新范式替代旧范式。他说:“本人未敢苟同者,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从而将近百年中国历史概括为‘一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38) 有人正面阐释了革命史范式存在的必要。第一,它研究的对象毕竟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过程,革命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毕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运动;第二,他们所坚守的“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官逼民反”等观念,在一定历史时期仍然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矛盾的一面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的特殊途径;第三,对“革命史”的研究,如果不是再以发动“革命”为目的,不是再任意夸大暴力革命的作用,而是善加利用,完全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39)。 可见,在革命史范式论者看来,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是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因此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 在反对新旧范式的替代论的基础上,很多学者主张两种范式之包容。无论是革命史范式论者,还是现代化范式论者均有这种主张。 一是革命史范式论者提出,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如前所叙张海鹏提出的“主导”与“兼采”说。所谓革命史范式主导,主要指中国近代史应该抓住革命这个近代的时代基调,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从革命的视野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阶级斗争、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等。但革命史范式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注意不够,故应该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即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完善革命史范式的不足。之所以是革命史范式主导,是因为这110多年的历史确是充满了革命、夺权、反抗、斗争这个基调,它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是现代化的进程带动了革命(40)。 二是一些“现代化范式”论者提出,将“革命史范式”包纳到“现代化范式”的解释系统之中。井建斌提出了与张海鹏相反的意见:“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简单地以‘革命史取向’拒斥‘现代化取向’,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现代化,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现代化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现代化取向’主导下,兼采‘革命史取向’的视角,更多关注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现代化进程的作用,使‘现代化取向’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