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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新革命史范式之“革命”概念,非指狭义的“革命”,而是包括改革在内的广义的“革命”。它主要包含几个方面:一是以不断变动着的近代或当下为节点的通变史观,从历史的长时段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着重解决历史的连续与断裂问题。此谓研究时限的“历史化”。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史观,着重解决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冲击的相互关系问题,对现代中国的由来与未来,对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做出新的解释和观照。此谓研究空间的“全球化”。三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态史观,着重解决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问题,以此种互动关系作为一种视角重新审视以往研究的主要问题,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历史的智慧与借鉴。此谓研究对象的“生态化”。四是以反思和对话为核心的多元史观,自觉地保持长期以来客观上已经形成的各种理论或范式相互竞争的基本格局,改变以往非此即彼、互为拒斥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在严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尊重不同的声音,倡导学术创新和学术争鸣,共建一种和而不同的新型学术生态。此谓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五是以复杂性理论和生态系统分析方法为主导的新辩证史观,姑且称之为生态辩证史观或生态辩证法。此谓历史哲学的“复杂化”。六是以相对真理与视域交融为中心的叙事史观,注重处理文本与历史、概念与叙事、话语与存在、主位与客体、历史与现场、“同情性之了解”与“时间距离”等相互关系问题。此谓研究目标的“相对化”。七是以口述历史与田野调查、资料集成与数据库建设为重点的新史料观,即对史料或历史研究资源进行生态学的阐释,促进历史资源的生产、累积与共享,争取资源利用效应最大化。此谓历史资源的“数据化”。八是超越本土与西学之争的开放史观,即冲破所谓“中华性”与“西方性”之间过多无谓的纠葛、缠结(76)。 李怀印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一书,用大量篇幅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叙事方式作了解构工作,旨在重建一个近代中国的解释框架和叙事方式。他认为,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已经受到后现代史学影响,学术范式处于继续转换之中,中国史学家分为两派:“一派仍坚持现代化叙事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派则从本质上质疑宏大叙事的有效性,并试图在学术上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将注意力从宏大的进程转移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史。”后者就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所谓“新社会史”。在他看来,新社会史是为了克服宏观历史叙事的固有问题而兴起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方向,它抛弃了界定中国近现代史写作的宏大叙事,认为使用宏大叙事是过时的和多余的。新社会史是对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范式的超越和扬弃,但因对宏大历史叙事缺乏兴趣,故难以担当重建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使命(77)。 在李怀印看来,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构近代中国叙事方式与研究范式,既要克服两种范式固有的弊端——目的论倾向和意识形态化倾向,又要克服新社会史放弃宏大叙事的弊端。可行的路径是建构无目的论的宏大叙事。他不仅对后现代范式放弃建构宏大叙事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主张重建新范式时必须继承宏大叙事的传统。宏大叙事本身并没有错,错在现有宏大叙事的目的论倾向,故必须剔除其目的论倾向。李怀印解释道:“仅满足于解构既存的叙事,而不是重建一种新的叙事,将中国的过去与当前不断变化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无助于保持21世纪中国史学的活力。叙事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使过去易于理解和不同于编年史,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使过去的事件对生活在当今的人们具有意义。因此,在重写中国近现代史方面,人们需要做的不是放弃在一种叙事框架下重建历史现实,而是抛弃现有叙事特有的目的论,特别是强加给中国近现代史的既定进程的人为‘结局’,并重建一个能够说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的经验及当代发展之间历史与逻辑联系的主叙事,以此重建界定中国的近现代史。”(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