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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出:“‘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42)还有人指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43)既然现代化范式是对革命史范式的超越,其解释力比革命史更有效,更符合历史事实,那么它完全可以包容革命史范式。虞和平指出:“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44) 主张新旧两种范式相互包容的学者,旨在调和两种范式的矛盾与冲突。但客观的事实是:虽然两种范式都不排斥对方,但也都只把对方作为自身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试图用己方模式包纳对方模式。这样的争论虽然已经进行了多年,事实上不大可能说服对方而达成共识(45)。 实际上,两种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既难以“兼采”,又难以“包容”。根本原因就在于两种范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分歧。康华对“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分析后指出,两种范式存在着四个方面的根本分歧,决定了两者很难“相容”。第一,对中国近代史所处社会形态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主张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历史观与现代化范式主张的三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历史观不同,这不仅导致了对社会形态划分上的差异,而且也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产生了不同看法。第二,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认为先进阶级运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通过社会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直接解放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化范式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要求追溯动力背后的动因,最终从生产力的角度给以解释。第三,对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现代化范式认为中国现代化过程集中表现为三种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第四,对中国近代史发展主要线索的认识存在分歧。革命史范式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归纳为“两个过程”、“三大高潮”;现代化范式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概括为“四个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半殖民地化)、革命化、现代化(46)。 从这四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范式在认识中国近代史的出发点、侧重点及研究视角等方面确实存在着根本分歧。正因如此,两种范式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标准不同,其得出的结论也迥然不同。如对洋务运动,革命史范式认为它是崇洋媚外、加速中国陷入殖民地化的运动,但现代化范式却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如对戊戌变法,革命史范式视其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现代化范式则认为它不愧为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先躯;如对义和团运动,革命史范式肯定其反帝爱国性质,但现代化范式则认为它“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是不值得肯定的;如对辛亥革命,革命史范式认为它是一场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现代化范式认为它是中国真正意义上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开端,肯定其历史功绩。此外,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革命史范式斥之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扼杀革命运动的元凶及出卖国家主权的卖国贼,但现代化范式则对其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中促进现代化的举措给予充分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