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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范式互相包容之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中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是在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兼采现代化范式的思路下编撰的,是力图用革命史范式来整合其他研究范式的尝试。有人指出:从学术范式“兼容性”角度考察,该书试图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于一体的努力也只是一个成功与否很难预测的尝试。因为性质差异甚至对立,有些范式不一定能够兼容或被兼容于其他范式。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是两种不同质的理论,将二者融为一炉,和谐共处,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47)。 既然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不可替代更换,也很难相容兼采,那么可行的办法就是共存并立,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两种范式。参加范式之争的多数学者表达了这种意愿。有些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表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广义上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范畴,如果将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放在世界范围内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说中国近百年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也未尝不可;自己所反对的,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 现代化范式倡导伊始,就是对他们视为“教条化”的革命史范式的挑战,旨在对其进行完善与改造。董正华指出,革命史范式的问题不在其坚持书写革命的历史,而是自定为“唯一的解释模式”,将其他历史诠释、史学论著统统排斥在“正统”之外,“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打入另册。无论现代化范式还是革命史范式,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检验的理论假设(48)。罗荣渠主张以“现代化”补救取代“革命化”,走出“革命范式的危机”,故强调:“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49),而不是从根本上替代革命史范式。 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反复强调,应该承认不同“范式”长期共存的正当性,明确表示现代化范式不可能取代其他史学范式而定于一尊。有人指出,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绝不是“范式代替”,目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正处于“新旧范式”并存发展的时期,说“新范式代替了旧范式”,完全是言过其实的臆想。旧范式虽不能全盘称为“僵化模式”,但关于“近代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也未必都符合历史的真实;新范式的出现,的确“泼掉了污水”,但并没有“倒掉孩子”——争取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这两大主题都被保留下来(50)。 虞和平并不赞成极端的替代说,而是主张多种范式并立。他指出:“替代”倾向只为极少数人在早年所持,大多数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现代化史的学者,无意于以此代替革命史范式,代替整个近代史,只是把现代化史作为近代史的一个方面,或一个范围较宽并跨越近代时限的专门史来研究的;其所包含的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的内容,并不是包含革命史范式和整个革命史,而主要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这些改革和革命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如何进展的前提条件,于是也就成了近代中国争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从而也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51)。 夏明方对两种范式之争作了这样的判断:“就主流和本质而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其实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之争,现代化范式所批判的只是教条主义化的革命史范式,而革命史范式所欲纠正的也是教条主义化的现代化范式;从两种范式新近的成果之中,还可看到一种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融合与统一之势。”(52)正因为看到了范式争论的积极意义,多数学者赞同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以宽容、开放的态度对待范式之争。董正华提出:“在围绕史学趋势、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中,需要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这也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53)李成军在《中国近代史两种研究范式的思考》中提出:“历史研究范式之争其实就是社会政治观点或者立场的差异导致的争议。一个宽容的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应当在不会轻易破坏社会基本结构和秩序的前提下容忍不同的政治观点以及立场。因此,范式应该是多元化的,尽量不要以一种范式代替另外一种范式,以一种范式独霸天下,而应该多元并存,相互竞争,进行合理的学理探讨。”井建斌主张各种范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从而建立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54)。徐秀丽也提出:“多元并存,相互争鸣,彼此宽容,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