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现代主义史学源于欧美,以全面批评乃至颠覆现代史学为宗旨,否定现代历史学所追求的历史“真实性”、“客观性”、“趋势性”、“科学性”、“规律性”,及其中的西方中心论、西方民族国家史、整体史、精英史等,注重研究多元的、多样的、非西方的、边缘的、普通的、下层的、生活的、枝节的、突发的、偶然的历史,即所谓的“微小叙事”;还主张历史情节想象和反事实研究。因此,它在研究内容和叙述方式上虽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存在着碎化、伪化史学的负面作用。 作为现代化范式的对立面,后现代范式对现代化范式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其所起的解构作用非常明显。夏明方指出:现代化范式改变了革命史范式的五阶段论或目的论,代之以现代化的目的论和进化论,强调与传统的对立,其中心主题就是所谓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大趋势,其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三化”(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或“四化”(三化之上加“理性化”)。后现代范式对规律和确定性的抵制、对启蒙与进步的质疑、对民族国家的解构、对过去或传统的怀念、对差异和边缘的关注,则体现了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解构现代化”或“反现代化”的形式出现的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夏明方对现代化范式批评说:“这一范式本身也在不断的学术争论和大量的学术实践中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和解释体系。抑或正因为如此,亦如同革命史范式一样,它也逐渐走上了教条主义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现代化范式,越来越背离其倡导者主张的综合论、全局观,而系统性地趋向以生产力、科学技术或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去政治化”或拜物教化的经济史路径。故其与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之间距离越来越大(62)。 后现代范式不仅与现代化范式对立,同样也与革命史范式对立并对其进行了解构。夏明方指出:“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此种后现代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对立要大于其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对立。对于曾经教条化的革命史叙事来说,这样一种视野确实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但是由于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彻底否定革命史范式曾经或内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一面,就像后者曾经极端化地排斥传统一样,最终限制了它对革命史叙事的反思力度和深度,显得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甚而以其花样翻新的概念而招致主流史学的反感。”(63) 李怀印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严厉批评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他指出:“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没什么两样,它也是历史想象的产物,在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它通过强调与现代化主题相适应的历史部分,模糊似乎与现代化主题‘无关’的部分,以‘发明’中国近现代史。曾被革命叙事视为中心议题的农民起义和革命,在现代化的视角下,则成了边缘化的课题。现代化叙事所关注的是那些日益显示的‘现代性’成长迹象的地区,并以一个舶来的标准判断此一成长过程,与此同时,对缺乏现代化迹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则略而不论,因此,它也在冒曲解历史的风险,这跟它所试图挑战和取代的革命史学,并无多大区别。此外,一如革命史学家致力于辩护共产党革命及革命之后的毛主义政策,现代化史学家的根本关注点,是要证明在现代化线性发展的宏大叙事下,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发生市场经济转型及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之历史和逻辑的种种‘必然性’。因此,革命和现代化史学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描述,都是意识形态驱使之下历史想象的产物,而不是历史事实的严肃重建。”(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