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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最具关键性,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致化,展现历史的多面相、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真实。通过范式转换所体现的史学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其基本方向则是指向以新社会史为标志的“总体史”(73)。 与马敏的主张相似,朱英提出了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的主张,认为走向更加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是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长期的基本总体目标。他解释道:“所谓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实际上也未免就是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而所谓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则是研究者要重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各种主观意识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给予客观的论述,从而展示出一个真正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他补充说:“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也可谓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方位的研究,既关注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也重视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分析,真正展示出近代史多面向、多维度的客观真实。”(74) 受后现代范式影响的学者,在解构了两种范式之后也提出了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设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夏明方提出的“新革命史范式”和李怀印提出的“当下开放”的叙事方式。 夏明方对革命史、现代化和后现代三种范式考察后认为,这些范式都有局限,应该予以超越,建构新的革命史范式。他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主张超越革命与现代化范式,放弃目的论的预设,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他解释道:“我的确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但我质疑的是现在的后现代立场,我所主张的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正因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与后现代范式均有局限,故有结合形成“新革命史范式”的必要。在他看来,革命史范式既因其囿于一种特定的时段而无助于把握当下,或突出政治史的内容而不能全面透视过去,其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效应远不能适应新时代历史研究的要求,更以其一度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而背负恶名;稍后的现代化范式,同样因为研究模式的刻板化、模式化而渐失其创新的活力,也因为当今中国现代化过程负面社会效应的不断放大而难以为继;所谓的后现代范式,更是以其总体上的犬儒主义态势而难成大器。故主张将革命史范式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形成“新革命史范式”:“我的立场当然是呼唤一种新革命范式。在当今中国新革命潮流涌动之时,历史研究亦应投身于其中,以一种反思的形式成为这场新革命的组成部分。”(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