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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越与重建:新社会史、新革命史与“当下开放”的近代史 在关于范式问题的讨论中,学术界对两种范式存在的缺点及其局限性作了揭示,表明两种范式均非理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有着不断完善与超越的必要。 现代化范式论者指责革命史范式存在着僵化、单调与片面性的弊端,革命史范式论者对此作了检讨并承认:“‘旧范式’当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还包括该书主编者所指出的认识误区和研究禁区,等等,这些都应当进行反思并加以纠正。”(56)步平提醒道:“以‘革命史范式’阐述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也需要注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要避免使我们的研究对象过于片面,研究方法过于单一,要防范研究思维绝对化和研究理论教条化的倾向。”(57) 现代化范式虽然在以现代化为时代主题的现在发展迅猛,但自身也存在着不足。当它把目光投向以发展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为重点的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的时候,同样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一些“革命”问题。对此,持现代化范式论者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德里克警告说,“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就同早先基于革命范式的解释一样陷入了片面和只看眼前的泥坑”,“在于对中国历史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它们的意识形态化与其所抨击的革命史学相比实际上毫不逊色(58)。马敏指出,现代化史范式基本上是以欧美的经验、尤其是美国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而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视为对西方道路的仿效,故存在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利用现代化理论范式来研究中国商会,极易以西方商会的“理想型”来硬套中国商会,并把一些西方商会所具有的特征误认为中国商会的特征或中国商会“应该有”的特征。同时,该范式既已确立有一个“现代”范型,故极易落入“典型论”的思维定势。他强调:“现代化范式实际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带给我们锐利的理论分析的锋芒,但同时又带来若干理想化、简约化或结论先行的偏见,关键在于如何去运用这种利弊皆明的理论模式。”(59)杨天宏在揭示现代化范式的局限性时说,“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或中国现代化史,提供了观察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全新视角或‘概念架构’,把握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但‘现代化’并非观察近代中国历史的全息视角……‘现代化’理论显然不是一种周至完备的理论,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同样可能因内容狭隘导致系统性的缺失”(60)。 因此,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有其值得称道的长处,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都只是部分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真相,但同时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另一部分真相。只有不同的学术范式并存互补,而不是用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才能全面揭示历史真相,对近代史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这种情况更加表明,两种范式各有所长也各有其局限,均非理想的研究范式,需要加以改善与超越。 范式之争的复杂性,除了革命史与现代化两种范式之争外,还有后现代范式对前两种范式的否定和解构。有人指出,中国近代史范式之争的基本格局,是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后现代范式只是部分青年学者的学术诉求,充其量只是一种意欲取代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的竞争性范式(61)。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进行激烈争论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和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新范式登场并对两种范式均进行了批评,起了不小的解构作用。夏明方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对两种范式之争作了批评,李怀印在《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花了极大篇幅对两种范式作了解构工作。正是在解构两种范式的基础上,他们探索了超越两种范式、重构中国近代史新范式的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