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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范式对两种范式的解构,带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系统性的缺失”。杨天宏指出,系统性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史不通,没有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梳理清楚,贯穿始终;二是专史过专,失去了与其他方面历史的内在联系。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统统丢失,致使历史认知没有“自成体系”,不免鸡零狗碎之嫌。“在离开具有系统性的理论解析之后,尚无一种完备的解释体系被成功引进并建构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65)。 两种范式的缺点和局限,决定了必须力图超越两种范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思考,出现了多种替代性路径,或是继续在现代化叙事上做功夫的所谓“新现代化叙事”,或是所谓“新革命史范式”,或是综合革命、现代、后现代等各种趋向而重建新范式的尝试等(66)。其中有三种趋向最值得关注:马敏等人提出的以新社会史为主的“总体史”范式、夏明方提出的“新革命史范式”和李怀印提出的“在时和开放”的近代史。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得到迅速复兴。与专史说、通史说不同,有些学者强调社会史作为史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将社会史作为一种史学新范式看待,认为社会史研究是不同于以往革命史范式的新范式。王家范明确表示:“不赞成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相反,主张社会史为了取得自己成长所必需的独立学术地位,目前急需下决心割断传统史学的脐带,在一种新学术氛围中发育壮大,拓开自己的路。”(67)赵世瑜也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68)他强调,应该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史学范式,而不应该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史研究庸俗化;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研究,不应该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要警惕历史学与社会学联姻的倾向(69)。行龙也认为:“从具有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上来讲,社会史可以说是一种专门史;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性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两者都是社会史蕴含的本质内容。”(70) 随着社会史研究变为“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史范式逐渐成为具有“总体史”特性的新范式。赵世瑜指出,目前社会史所取得的成果,无论是与以前的成果相比,还是与其他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相比,都明显地带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综合地、总体地研究某一个历史现象,正是社会史的特征;或许,当人们从社会史的角度,利用社会史的范式去研究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军事史的时候,后面的这些学科分支也会被改造成总体史、综合史”(71)。 马敏赞同赵世瑜的观点并作了发挥,明确主张建构“总体史”范式。他指出:现代史学潮流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总体史”根本范式是中国通常又与“社会史”(或称“新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当前新文化史只要不执着“符号”、“话语”之类的空洞概念,而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相联系,形成社会一文化史的架构,实质上反映的也是“总体史”或“综合史”的一个方面,不出“整体历史”的大趋势(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