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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种范式争论的焦点:中国近代史认识的根本差异 中国近代史领域是否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郑师渠指出,长期以来,近代史研究确实只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研究视野与内容上都显得单一、偏枯;但因此将之定性为“革命史范式”却是不准确的;将经几代学者认真研究所形成的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真知灼见的一系列重要认知,简单定性或归结为“革命史范式”,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认知体现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整体和本质的把握,具有指导整个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将之仅仅归结为“革命史”的范式意义,显然是低估了它。过分渲染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并存与争鸣,易产生误导:“除了将导致对新中国尤其是前30年近代史研究的历史地位估计不足的偏颇外,依库恩新旧范式不通约的思想,无论自觉与否,实际上又为否定‘革命史范式’,在逻辑上预设了前提。”(15) 除了少数学者之外,参加范式问题讨论的学者多承认两种范式的争鸣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客观存在,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确实存在着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论,并且这种争论并非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张海鹏有条件地承认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并赞同革命史范式。他撰文解释道:“考虑到‘革命史范式’这个提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本文在讨论时也采用这个提法,当然不包含否定或轻视的意味。”(16) 张海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范式之渊源作了历史追溯。“现代化范式”最早是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革命史范式最早是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中提出来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实际上由刘大年负责)等著作的出版,逐渐形成了以这些著作所规范的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框架、编写体例和叙述语言,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围绕着“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进行论述,铸成“革命史范式”。由于“革命史范式”是一种能够合理阐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又与时代精神极其吻合的理论“范式”,而且对于革命政党具有很强的资治功能,所以是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它在说明中国近代史诸问题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再加上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遂使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罗荣渠对此揭示道:“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史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近代中国被外国的侵略伤害得太厉害了,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