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吴剑杰作了这样的概括:“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的,并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23)按照这个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入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24)。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尚嫌证据不足(25)。 现代化范式主要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对革命史范式提出了挑战。其内部可分两派,一是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论”,这是支流;二是罗荣渠、章开沅、虞和平等人主张以“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作为衡量标准的现代化范式,或称“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是主流。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雷颐为《重新认识百年中国》撰写的“总序”指出:“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26)在这种范式下,洋务运动变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与变法派人士所作出的激进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误有关,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辛亥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等等。依照“新范式”对中国近代史进行重新审视,他们得出了“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的总结论。 罗荣渠解释说:“长期以来,革命史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所有一切其他研究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即唯一的解释模式。”(27)故提倡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初衷,就是要冲破这个“唯一解释模式”的藩篱,在革命范式之外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分析框架。 罗荣渠等人提出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把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的现代化作为历史进程的中心。他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28)他阐述道:“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