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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敏认为,库恩的范式理论借用于历史研究中时,最适宜“观其大要”,而不能拘泥于细节。范式转移是客观的事实,在历史研究中存在着范式转换问题。他指出:尽管有的研究者主观上并不认可,但在史学研究中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使用某种范式或受到某种范式的制约,这乃是不争的事实。理论思维的前提性和非空白性特征,决定了“范式”总是客观存在的。虽然自然科学的范式与社会科学的范式有所区别,后者较之前者可能会具有更大的主观色彩,但这并不能否定社会科学范式之间仍存在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或扬弃基础上的“范式转换”(13)。 马敏认同德里克的假设,认为革命史学向现代化史学的转变就是库恩的“范式转换”,是一种史学认识的突破和升华,尽管它无法在史学中构成唯一或主导范式,也不可能完全否定先前的革命史范式。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着多种范式,这些范式对于人们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去观察和解释历史颇有意义。从革命史范式转换到现代化史范式,或从现代化史范式转换到后现代化范式,或从单一的政治史范式转换到全面的社会史范式,因认识范围和论述侧重点的不同,很难说有一种能绝对包容和取代一切范式的终极范式,但伴随范式的转换,可以看到思维空间一步步被打开,观察历史的视角日趋多元化,对历史本身的认识也愈见丰富多彩,逐步更逼近历史的真实。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和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范式转换中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思考空间的扩大(14)。 如何看待库恩的范式概念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笔者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确实有差别,在借用范式概念时不能完全墨守库恩的定义,必须照顾到社会科学的特点,对范式概念加以限定和阐释。如果对库恩在自然科学意义上使用的范式概念加以限定和转化的话,范式概念是可以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不是统一的、单一的,而是多样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不是互相排斥替代的,而是可以并存相容的。库恩的范式概念作了这两点修正之后,中国近代史的范式讨论就会减少因概念而产生的歧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两种范式,实际上就是两种研究取向、两种解释框架和叙事模式。故修正后的范式概念,是可以作为解释和叙事框架应用于历史学研究中的。 中国学者借用“范式”概念将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取向称为“两种范式”,是有特定含义的:范式主要体现为一种研究视角,因视角不同而对中国近代史主线、主题的认识不同,研究关注点、研究方式及方法、研究理论及结论都会发生差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就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包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线索、基本框架、基本方法。如果借用“范式”概念容易产生歧义的话,不妨改用取向、视角、模式等概念。故革命史范式,实际上可以称为“革命史取向”、“革命史视角”、“革命史叙事”、“革命史解释体系”、“革命史诠释构架”等,虽然所用名词不同,但所表达的意思是相似的:代表着一种从“革命”的视角观察、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模式。同样,若用“范式”一词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的话,现代化范式也可称为“现代化取向”、“现代化视角”、“现代化叙事”、“现代化解释体系”,“现代化诠释架构”等,概念虽有差异,但所表达的意思也是相似的:代表着一种从现代化的视角观察、解释和叙事的模式。 历史学家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来解释历史研究视角及主题的变化,实际上是肯定了它是能够运用到历史学研究中来的。中国学者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注重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归结为“革命史范式”;而将新时期以来主张借用现代化理论重新探究近代史,称之为“现代化范式”,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其对两种范式的表述,内涵仍然是指两种研究取向、两种视角及解释体系而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仅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而且存在着诸如新社会史范式、后现代范式等不同的研究取向、视角和解释模式。故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研究时必须强调:历史学界不存在单一的范式,存在着多样的范式,这是与自然科学界不同的。但因历史学界不存在统一的范式而根本否定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范式及范式转换现象,也是不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确实存在着范式及范式转换问题,只是对范式及范式转换要作广义上的理解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