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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剔除目的论后的宏大叙事,实际上就是重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重构中国近代史范式,既意味着“时间”上的扩展,也需要扩大“空间”。李怀印说:“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解释,不仅意味着‘拉长’其跨度(既包括我们和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也包括‘现代化’之后的时代),且需扩大空间,从中国的国界之内扩展到更广的、再生中国文明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不用说,所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内容的变化,要求研究方法的相应变化,以此来领悟近现代中国扩大的进程和范围。”(79)他将这种新的叙事方法,称为“当下开放”的近代史观。他阐述道:“重写中国近现代史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发现过去曾被目的论史学所遗弃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抛却型塑现存叙事的结果驱动之视角,而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暂时‘结果’解释为一系列发展迹象,代表着引导中国迈向其‘近现代史’之终极目标的多种可能性,尽管此一目标尚未被明确定义。我把这种方法称为‘在时和开放’的历史。所谓‘在时’,即强调在研究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时,从事件正在发生的彼时彼刻观察问题,因为事件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而事件的参与者不像后世史学家那样,能够清晰地预知正在进行的事件的可能结果。谓其‘开放’,是因为这种方法不像革命或现代化的目的论史学那样,将中国近现代史加以‘关闭’,亦即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论假想,而明确界定历史的‘结局’;这个结局可能是共产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过渡,也可能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或者是21世纪之交新自由派或新左派知识分子所期望的任何其他结果。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结果驱动视角只是从‘事后’的角度以排他的方式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因’,在时、开放史观的长处,正在于它在解释近现代中国不断演进中的各项发展之原因时具有包容性,使其有能力更加接近于过去的客观实际。”(80) 李怀印的“在时开放”叙事方式,显然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针对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种范式所具有的目的论和意识形态化倾向而提出的。其“目的”仍然是苦苦寻求一个更为可行的诠释方案,以期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全新的中国近现代史主叙事。其基本路径是:“不含目的论的、在时的探究,并且以终端开放的视角,解读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并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推定和猜测。”(81) 总之,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围绕着范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两种范式之争,激发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兴趣,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的认识,也暴露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理论思维环节的薄弱和理论建构的不足。正因看到两种范式的局限,人们开始探寻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提出了多种替代性的路径。无论是新革命史范式,还是新现代化范式,抑或是新社会史范式,都是力图超越两种范式而提出的带有创新意义的新范式。尽管这些新范式还不够成熟甚至有较大缺陷,但其在全球化视野下重建中国特色理论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为进一步建构成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提供了借鉴。中国学者沿此方向继续探索,会在为时不太长的将来建构起全新的更加符合历史真相的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和叙事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