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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史范式长期流行显然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而现代化范式的兴起同样与中国社会转型及“时代精神”的变化有关。步平指出,改革开放开始后,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追求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努力所取代;憧憬未来的浪漫激情被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冷静观察所替代。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而对历史评价的关注比研究具体问题更能触及学术发展的方向问题,并能够凸显近代史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位置。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与争鸣(18)。 为什么1980年代后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兴起“现代化范式”并出现“范式转换”?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了重建一个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为参照的新的分析框架的要求。胡绳解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大家明确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这种想法有关。”(19)李侃也认为:“史学工作者对以往长时间那种研究的内容和形式、理论和方法,产生了一些困惑,要求突破、创新、发展,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向历史学和史学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20)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趋向在80年代初就已出现,后逐渐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形成了“现代化范式”,并与“革命史范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激烈争论。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也称“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转换情况,李怀印在其新著《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阐述道:“两种表达均起源于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时值中国的知识分子探索中国落后和生存危机的背后原因,并找寻解决方案。同情或偏袒国民政府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家,开创了现代化叙事,旨在强调国家推行的渐进改革,支持现有政权的政治方案,而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则支持共产党革命,发明了革命叙事,强调中国历史自上而下的反抗和革命,从而证明当前革命的合理性。1949年以后,革命叙事在中国的历史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合法化社会主义政权,并满足党的领导人不断变化的需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现代化叙事完全丧失了根基;在毛泽东去世后,由于跟1980年代及其后党治国家的改革开放新政相一致,现代化叙事重回人们的视野,在中国近现代史表述中渐据主导地位。”(21) 由此可见,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确实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分歧和争论。两种范式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中国近代史两种解释体系的争论。范式之争背后展现的是人们对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认识的根本差异,而这种根本差异无疑来自研究视角、方法及解释框架的差异,来自对中国近代史重新审视后的认识差异。李成军指出:“中国近代史中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一种把中国近代史主要理解为革命的过程,而另一种则主要理解为现代化的过程。”(22) 范式之争的焦点,是对中国近代史认识上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别是因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视角的转换及解释体系的改变而导致的对中国近代史的线索、主题、事件及人物评判等根本性的分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