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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华在研究库恩的范式理论后认为,科学观察的方法、角度是多样的,从而科学结论、科学定理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故科学研究的“范式”不是唯一的,有多少流派就会有多少种研究范式,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只能是一种大致的框架,一个从科学史研究“拿来”借用的概念。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化,与库恩所强调的“范式”转换造成“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有重大差别⑨。 最早将库恩的范式概念及范式转换理论应用于中国近代史解释者,是美国学者德里克。他在《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指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学和现代化史学,但将范式概念运用于史学时需要对其做出修正,承认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性:“在史学领域说有通行的或时髦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却不能认为有一种唯一或主导范式在引导着历史研究……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⑩。 德里克的观点介绍到中国后,中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是否存在“范式转换”问题上同样存在较大分歧。杨念群认为,“革命”模式与“现代化”模式之间不是范式转换的关系,“而是复杂的重叠关系,由于各自处理的对象和范围并不一致,怎么可能要求出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转换奇观呢?”他认为:“历史学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无法满足库恩所规定的那种彻底性要求,即在放弃一个范式之前必得先证明其无效,或者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力解释的论据。”(11)他质疑“范式转换”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适用性,社会科学的特性决定了事实上并不存在自然科学上的范式及范式转移问题。 郑师渠基本赞同杨念群的观点,认为不仅历史学借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及范式转换理论时应该慎重,而且用它解释中国近代史研究上范式转换时更应慎重,事实上并不存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转换问题。库恩的“范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拥有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杰出成就;二是具有“不可通约性”。郑师渠以这两条标准衡量“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并不存在“现代化范式”,更不存在以该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范式转换”问题。在他看来,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归结为“革命史范式”,多少还有些根据。以范文澜、郭沫若、胡绳、刘大年等为代表的学者取得的学术成就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显然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革命史范式”也与旧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不可通约性”;但所谓“现代化范式”则不应等量齐观,不仅没有取得有典范意义的成就,从而促成学术共同体的确立并为之提供了实践的模型,而且不具备“不可通约性”。相反,它是可以被“革命史范式”所通约和涵盖的。故“现代化范式”还仅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新的探索,谈不上形成所谓“现代化范式的学派”。所谓“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鸣,仅是在部分研究者范围内的一种概念上的讨论,而非在实践层面上两种范式的真正角力。其结论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客观上并不存在所谓‘两个范式’的较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