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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艺复兴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影响或冲击自然需要加以区分。比如，文艺复兴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比较重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些努力在新家园复制母国文化的西班牙移民。尽管如此，几个重要的一般主题从本次考察中浮现出来：其中一个主题是传教士在将基督教和文艺复兴传播至欧洲以外时发挥的作用。他们携带宗教图像是因为其内容，但这些图像却因其风格激起了人们的兴趣。媒介是信息的一部分。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易于大量出口的版画在传播文艺复兴艺术知识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个重要主题是这些文化相遇，尤其是文化混合或文化杂交的结果。贝利详细讨论了印度的情况，塞尔热·格鲁津斯基则讨论了墨西哥(巴萨尼和法格创造“非洲—葡萄牙人”一词表明他们也关心这一主题)。(60) 例如，柯苏达斯(Kesu Das)是一名印度画家，他根据版画制作了一些基督教图像，如圣哲罗姆，把其与“波斯风格岩石构造”结合在一起。从艺术家转向资助人，贝利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莫卧尔(帝国)宫廷对基督教艺术感兴趣。他注意到：“他们并不一定将这些图像视为基督教的。”相反，基督教的圣徒和天使图像被用来“表达一种基于伊斯兰苏菲主义和印度教象征主义的信息，并被与波斯的诗意隐喻联系在一起”(61)。 在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殖民时期墨西哥文化的研究后，法国历史学家塞尔热·格鲁津斯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文化杂交(hybridization)或“混合”(métissage)。其中他讨论了一些一般主题，如奥维德的《变形记》在新西班牙文化中的重要性，这些本身就被变形或被墨西哥化了。他也讨论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如16世纪晚期普埃布拉的主持牧师(Dean of Puebla)的房子装饰有猴子和女性的人马(centaurs)，同时参考了古典的和当地的传统。(62) 这样的装饰是否，如同从阿雷奎帕到果阿的教堂立面那样，代表了有意识的艺术综合，或者是要求当地匠人遵循他们不熟悉的欧洲榜样所产生的无意识后果，这个问题仍有待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