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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新世界的发现的浩如烟海的研究中，一些物品因与文艺复兴运动的相关性而备受瞩目。代特利夫·黑卡姆普(Detlef Heikamp)等人研究了包括从镶嵌面具到图形古书抄本等墨西哥物品在文艺复兴圈子(例如美第奇圈子)里的流传，而安东尼·帕格登(Anthony Pagden)和弗朗克·勒斯特林冈(Franck Lestringant)则研究了一些虽非严格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但至少是对人文主义运动表现出兴趣的人物。(18) 帕格登在其《自然人的堕落》中专列一章讨论何塞·德·柯斯塔(José de Acosta)，即一位曾撰写印第安人的自然史和道德史的耶稣会传教士。帕格登注意到，何塞经常提到亚里士多德以及亚氏将“野蛮人”或非欧洲人分为三种类型的做法，多少具有人文主义意义的“人文”(humane)或“文雅”(humanus)之意。勒斯特林冈撰写了两部关于宇宙志学者安德鲁·泰夫特(Andre Thevet)的著作，尤其关注泰夫特有关巴西印第安人的著述，并强调泰夫特使用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有关发明家的历史著作。 总之，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其他文化的兴趣已有大量著作，但很少有人尝试将这一兴趣与文艺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此类尝试中最严肃的是琼—保·鲁比斯(Joan-Pau Rubiés)的研究。他有关1250年至1625年前往南印度游历的旅行家的著作中包括了对人文主义的讨论。然而，他笔下的旅行家，如鲁多维克·瓦特马(ludovico Varthema)和安托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皆处于人文主义的边缘。主流人文主义者，如波焦·布拉乔利尼、皮埃特罗·马尔提雷·安吉埃拉(Pietro Martire d' Anghiera)和拉姆西奥(Ramusio)，都是参考待在国内撰写或编辑旅行者提供的信息，在此过程中有时信息被歪曲了。波焦就根据旅行家尼科罗·孔蒂(Niccolò Conti)提供的信息描述了印第安人的习俗。(19) 文艺复兴研究与欧洲扩张研究之间最密切的联系，似乎处于古典模式或套式阶段。例如，贡扎罗·费尔南德斯·奥维多(Gonzalo Fernandez Oviedo)和何塞·德·柯斯塔撰写的印第安人的自然史，就遵循了普林尼(Pliny)的模式。皮埃特罗·马尔提雷和乔亚奥·德·巴罗斯都以李维为楷模，将其历史著作称作《十卷集》(decades)，含蓄地将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由受过人文主义训练的传教士撰写的非欧洲语言的语法书，如纳胡塔尔语(Nahuatl)、奎楚阿语(Quechua)、图皮语(Tupí)，则沿用了拉丁文语法书的模式，虽然这些语言和拉丁语存在结构差异。 就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及其追随者研究过的较少自觉性的古代套式而言，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等人注意到，自哥伦布时代以来，借自普林尼等人的所谓“怪物族类”的观念被重置于新世界。(20)帕沙·米特尔(Partha Mitter)——其博士论文是瓦尔堡研究所的E.H.贡布里希(E.H.Gombrich)指导的——指出，瓦泰马和其他旅行家都把印第安人的神视为魔鬼或怪物。(21)另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套式“野蛮人”，也源自古典传统并被广泛用来描绘非欧洲文化。“亚马逊人”或“黄金时代”等中性或褒义色彩的古典套式也被投射到这一时期及后来的新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