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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学者们，特别是从威尼斯到维也纳的欧洲东半部的学者日益关注奥斯曼帝国，其根本原因是对它会扩张并吞并邻近地区的担忧。最近的相关研究包括论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和弗朗切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的著作(他们撰写了土耳其人的历史但从未离开意大利)和一部有关奥吉尔·吉斯林·德·布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的著作。此人是哈布斯堡王朝派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其拉丁文书信是有关16世纪奥斯曼帝国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12)相比之下，约翰·鲁恩克拉维乌斯(John Leunclavius)的著作则较少受重视，此人懂土耳其语，并将许多奥斯曼的历史著作译为拉丁文。弄清楚他得到了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如匈牙利裔叛徒译员穆拉德[Murad])的多少帮助将是非常有趣的。 在物质文化方面，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流行收藏土耳其物品，包括安纳托利亚的地毯和伊茨尼克的陶器，罗萨蒙德·麦克(Rosamond Mack)等人对此做了专门研究，并清楚地表明奥斯曼帝国既是吸引力亦是焦虑的源泉。(13) 就印度而言，是葡萄牙海洋帝国的扩张导致了欧洲人对这块次大陆的兴趣。在此领域，葡萄牙国王乔亚奥三世(  Ⅲ，1521-1557年在位)是一个关键人物，但对他的研究却出乎意料得少。他是葡萄牙国内文艺复兴和海外航海探险的共同资助者。在他的时代，来自印度的物品开始出现在欧洲人的收藏中。正如安娜玛丽·乔尔丹·格施文德(Annemarie Jordan Gschwend)最近指出的，皇帝查理五世(1500-1558)之妹，即奥地利的凯瑟琳(1507-1578)嫁给乔亚奥后不久就开始收藏东方物品(orientalia)。印度总督向她奉献供收藏的物品，其中包括在“1492年前后：探险时代的艺术”展上展示的一件水晶石象。(14)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乔亚奥·德·巴罗斯( de Barros)，即葡萄牙“印度之家”的管理者和一个具有人文主义兴趣的人，撰写了《亚洲史》(Décadas de  ，1552-1553)，这是一部葡萄牙海外扩张史，但该书始终未得到研究史学史的学者的应有关注。(15)巴罗斯的历史著述中包括了中国，他买了一个能读中文的奴隶帮助他撰写该书。然而，这一时期传到欧洲的大部分关于东亚的信息都来自传教士(例如有关中国的是来自利玛窦，有关日本的是来自沙勿略)。对他们的研究通常来自研究反宗教改革而非研究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尽管距“中国风”(chinoiserie)的伟大时代尚有数世纪之遥，但在此时期，一些来自东亚的物品已被欧洲人所知。1487年，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收到一件中国瓷器的礼物，而威尼斯画家乔瓦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则在《诸神的宴会》中描绘了一些中国青花瓷碗。 这一时期人们对非洲的了解很少，特别是在1550年“非洲人莱奥”(Leo，本名哈桑—阿尔—瓦赞)的《非洲志》(Description of Africa)出版前。菜奥是北非人，曾在教皇利奥十世(Leo X)的宫廷待过一段时间。(16)因此，非洲看似与文艺复兴毫无瓜葛。然而，一些在文艺复兴中扮演了突出角色的人物，从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到科西莫·德·美第奇大公都拥有来自非洲的物品，前者有一些盐盒(虽然丢勒说他的盐盒“来自加尔各答”)，后者有一些象牙角。(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