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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的下午，曹汝霖躲在北平赵家楼住所狭小的箱子间，听见学生们在外面放火，火苗噼啪地烧着了客厅，没有力量可以救他出去。这时距他受到袁世凯的召见，已过去六年。 那天，正在家中起草诉状的曹汝霖被袁世凯电话召入总统府，在询问律师月收入之后，许以外交部次长之职。辛亥改元，先朝的外务部侍郎曹汝霖不属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班底，一时宦海失意，捡起早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的法学根底，做了近两年律师，其律师证书是司法部001号。此时受命出山，曹汝霖自称“再作冯妇”，实际仍受宠若惊，却不料会从此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早知有卷入政治漩涡，躲在箱子间的一天，何不当初自在做律师，落得一个“民国第一号律师”的名声。 在曹汝霖离开律师业重回官场前后，上海律师杨景斌被司法部吊销了执照，原因是在宋教仁遇刺案中担任被告辩护人。 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于1913年3月被刺后，杨景斌应允为刺客应桂馨辩护，被舆论谴责“为杀人凶手辩护”，同行发表公开信称他贪图金钱，“贻羞桑梓”。杨景斌回应说，最初他并不想接案，后来看到别人都不敢担任，有人又提供上万元报酬，心想替被告辩护也是律师天职，即使是必然被判有罪的被告也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因此他不顾舆论而担任。在法庭上，杨景斌竭尽职责，要求让嫌犯在地方法院而非特殊法庭受审，保证嫌犯人身安全，并当庭质疑拘捕程序。不料两名嫌疑人之一在监狱中被人毒死，应桂馨又趁“二次革命”的混乱逃亡，杨景斌成为众矢之的，在国民党压力之下，被司法部以侮辱法官为由吊销执照。经过上海律师公会的反复争取，资格才得以恢复。 时光流逝，“五四运动”和“宋教仁被刺”都载入史册，曹汝霖、杨景斌两人的律师名声却都湮没不彰，没有一部律师业的专门史，记载他们在中国法治中曾经扮演的第一代角色。他们的同人和后来者亦大多湮没无闻。官方正史中偶有几位律师身影出没，只因涉足政治，与革命发生纠葛，而非出于他们的职业身份。 2012年岁暮密雪之中，前全国人大代表、84岁的律师王工，从北京坐火车前往江苏，为洪志玲杀人案二审辩护。“我或许是中国最大的自己坐火车的老人了。”王工在博客上说。 1979年，王工成为“文革”之后的第一代律师，在诉讼之路上迂回奔波至今，为着他博客题名的“耄耋律师法治梦”。 忽而百年。从1912年诞生的《律师暂行章程》到今天的《律师法》，从“替凶手辩护”被吊销执照的杨景斌到不久前的李庄案，代际传递的法治之梦尚未实现，百年迂回的律师仍在路上。 蹒跚登场 100年前的麦收季节，曹汝霖去河北保定办案，在旅馆接待了一群维权的农民。他们跪在地上请求律师申冤，事因与人争执田亩界限和争抢收成而起，告到新成立的地方法院，觉得法官判得不公允，却因忙于收庄稼，没有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诉。等到收完麦子再来递状子，因上诉期限已过被驳回。由于清代法律中原本有“土地官司农忙展期”的规定，农民们想不通此事，恳请曹大律师到北平为他们申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