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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彭真在听取“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汇报时提出，“两案”审判要有律师，有律师比没有好。时值新的《律师暂行条例》出台前夕，中国律师制度第三次正式登场。 在当时，给“四人帮”辩护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由于原定组长的坚决拒绝，责任不期然落在张思之头上。他经手起草了《辩护工作方案的建议》报彭真圈阅，其中既标明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却也规定律师“在法庭上不得作无理强辩”，不能否定当事人罪行，只能做一些适当的开脱。此外，司法部还有“不准单干”的规定。为了会见当事人，之后又专门制定了会见须知，其中甚至规定了被告如果提出握手，律师应该拒绝。 在这样的规定和辩护心态之下，张思之和朱华荣律师一起去会见了江青，结果不欢而散。对于这一结果，张思之多年后称“自责终生”：“由于感情上的偏执，没有帮助她去行使一个公民应有的诉讼权利，削弱了辩护权。” 此后，张思之担任了“两案”中被告李作鹏的律师，和同事们一起在法庭上突破了原定框架，为当事人去除了若干罪名，赢得了李作鹏在《律师诗》中“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的评价。“边鼓论”离胡乔木《律师颂》中“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的评价相去甚远，不过却同样道出了当时律师的实情。 “两案”中律师的整体表现令各界满意，律师业似乎一夜回春，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法律顾问处1465个、律师5500余人，大约是“文革”前2倍。但《律师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国家法律工作者”身份，意味着律师并没有真正走出上世纪50年代。 身为国家干部的律师，自然也拥有行政级别。1980年，任继圣从对外贸易委员会法律处调任律师，由于资格老，他的律师介绍信上注明为局级。一次到山西大同办业务，当地四大班子领导全体出动迎接，让“提供法律服务”的任继圣傻了眼。当地的解释是，“你是局级干部，我们大同市委书记才到副局级，按规定要全体迎接。” 在法庭上，“处级律师”马德昌也碰到过低于自己级别的法官，或者就是学生晚辈，自然礼让三分。说起那个“纯真年代”，当时在辽宁省台安县城新入行的律师王力成颇有感慨：“啥叫开庭，就是在办公室，叫开会，被告提过来，有手铐戴手铐，没手铐绑在柱子上，一屋说。中午吃饭，法官伙食费一共四毛，和我们一块吃，也给被告一个馒头，喝点水。不争论，不吵，过一遍就完了。” 但是，在和谐的外表下，律师的手脚也像是柱子上的犯人一样被缚着。李志新曾在北京市宣武区法律顾问处接到一个案子，原告是全国人大代表、一位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飞行员，被告是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因为会车时被车灯照射生了气，坐在地上，与原告发生争吵推搡。因为人大有规定要保障代表人身安全，原告又是有影响的人物，小伙子眼看要被判罪。家属跑了两家法律顾问处无人敢接，李志新决定接案，让律师按无罪辩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