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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案律师提醒李志新，无罪辩护要由司法局长批准。李志新给区司法局长打电话，局长推给市里，市司法局长没有立即回答，派了傅志人来找李志新。傅志人说，这案子无法辩，哪位领导也不会批准，人大找怎么办？只能按规定推掉，理由就说“律师辩护意见和家属不一致”。结果案子推掉，年轻的被告最终被“从重从快”判刑。 这时已到“严打”期间，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猝然撕开了上世纪80年代之初律师业和平的面纱。各地下发通知，要求律师不得干扰严打，“把政策和法律对立起来”。一些地方的律师还穿上警服，跟着公检法人员去抓捕人犯，不听话的律师被逐出法庭。 地处小县城台安的王力成，也接到了“严打中律师如何履行辩护职能”的内部通知，其中有“律师不准为不认罪的被告辩护”“重大案件需党组织决定才能辩护”的条款。并非法律科班出身的他觉得“不对”，依旧在一宗强奸案中作无罪辩护。结果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后一个月，1984年，王力成和另两名同事先后被捕，台安县法律顾问处“全军覆没”，引发当代律师史上最著名的“三律师案”。 四年之间，王力成两度入狱，各方势力几番较量，并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家”刘宾雁的介入下加深了政治意味。直到1988年，在七届全国人大会场，王工提请监督“三律师案”，之后司法部组建律师团，张思之担任辩护律师，王力成终于恢复自由和名誉。期间，张思之精心撰写的辩词，仍没有机会在法庭上发表。在与王力成的长谈中，张思之说：“专政是一个政党对国家机器的要求，而不是对律师的要求。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律师的极致标准’。” 此时，法律顾问处即将更名，律师告别“公家人”的改制已经开始。1987年，李国机以个人名字注册的律师事务所，在上海成了“新开张的老字号”；同期未久，马德昌和李志新以干部身份退休后，老骥伏枥，也加入律所；1996年，《律师法》颁布，律师成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中国律师百年迂回，自此终于回归社会身份，并拥有了自己的一部正式法律。此后，伴随司法环境大局，律师身份再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维权律师、律师团迭现，历史轮回，映照数十年前张耀曾、吴凯声、章士钊们的蹒跚身影。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律师学院“中国律师百年回顾与展望”高峰论坛对此文的支持，本刊记者徐凯、实习生徐霄桐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