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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陈志皋则是中共传奇女特工、影视剧《风声》女主角原型之一黄慕兰的丈夫，曾参与营救中共政治局委员关向应等人。 律师团在法律准备和广造社会舆论之外，还请托杜月笙、冯玉祥等疏通营救。国民政府方面，也取决于西安事变后的政治态势变化，以及蒋介石的安危和个人意愿，如同张耀曾在日记中所说，“似判罪完全由当局决定，可见中国司法之地位矣。” 双方的政治意味，使初期积极参与案件的张耀曾意兴索然。在开庭期间，沈钧儒虽然屡次催促，张仍旧以生病和“辩亦无益”为由请求撤回委托，终究未赴苏州辩护，且在日记中感慨，“凡事皆有表里，不可尽信表面。”最后“七君子”因抗战爆发被保释出狱，1939年检察院撤回起诉，做了法律程序上的了结。 “七君子”中的律师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在1949年后出任高官，史良成为第一届司法部长，王造时却因为曾质疑苏联侵略东北被冷落，又在“反右”中批评法律虚无被打成右派，子女或死或疯，自己于1971年死于狱中。代替张耀曾为沈钧儒出庭辩护的李肇甫，抗战中曾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大法官，1949年后在四川的镇反中被抓进牢房，在狱中受虐待绝食而死。据李肇甫后人记载，李的二女儿去北京见到沈钧儒，沈钧儒顿足大哭：“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到北京就一点事没有了。” 其实，沈钧儒虽贵为最高法院院长，却未必能保“反革命分子”李肇甫不出事，当时他正在报纸上撰文，严厉批判镇反中所谓“宽大无边”的偏向，强调彻底消灭反革命。 生计与舆论、人权与宪政 张耀曾1929年离开北京，接触上海律师界之初，觉得大多是挟法取利之辈，令人可鄙，因而感觉律师身份低落，心情甚为踌躇。及至与沈钧儒合办律所开始执业，一方面感到服务社会的意义，以及出庭辩论言之成理的成就感，另一方面又始终为收入多寡和人事纠葛所困扰。 这位从前的司法总长，侧身律师后既领略了推事颟顸无知之困、法警庭丁勒索小费之苦，又受到凶横当事人肉体威胁。一年到头，核算律师费收入，不过银元3500余。不用说跟章士钊、吴经熊、吴凯声等人年入5万元以上不能相提并论，和同样初入行依托舅舅董康的史良也相差不少，不过是普通律师的中游水平。此时张耀曾才逐渐明白，所谓“保护人权”的大律师，也要精通交际之术、取利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