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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律师”角色 1926年，从法国里昂大学留学归国的吴凯声和郑毓秀一起，成为最早获准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出庭的中国律师。在这里，他像当年在香港执业的伍廷芳一样，在华洋诉讼中卷入了民族利益漩涡。 吴凯声最初代理的民族案件是日本醉酒的水手打死中国黄包车夫陈阿太案，此事引起市民公愤。上海市人力车工会邀请吴凯声代理，向日本领事提出引渡罪犯的申请，并广造社会舆论。压力之下，日本法院最后判处凶手三年徒刑，并抚恤陈阿太家属3000元，吴凯声分文未取，反而资助陈阿太家属800元。类似的案件尚有英国水兵轮奸中国女工案。 一年之后，吴凯声初次卷入政治案件，为中共领袖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辩护。 国共分裂之后，陈独秀遭到通缉，身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延年在上海被捕，当年与吴凯声同船留学法国的王若飞请吴凯声营救，吴凯声出动事务所全部人员四处探听情况，终于得到陈延年下落，并委托多人疏通。党组织也汇来万元银洋巨款，作为活动经费。但陈延年后来因吴稚晖刊登公开信暴露身份，吴凯声试图买通警察局长放走陈延年失败。以后虽然通过特殊关系，获准在军事法庭上出庭辩护，“力辩达一小时之久”，却没能挽回陈延年的死刑判决。吴凯声以此为终身之耻，直到晚年写回忆录，仍不愿对其子吴立岚详谈当年出庭情形。 此后吴凯声受命担任国民政府驻国联首任代表、瑞士公使，但他位于上海哈同公寓二楼的律师事务所并未关闭，交由孙中山的女婿伍澄宇律师执业。1932年夏，吴凯声返沪重登律坛，由于在国联期间经历“九一八事变”外交失败，并与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人交往，其业务涉入政治的程度大大加深。身为国民党党员的吴凯声，出于认为共产党员是爱国者的动机，先后参与了廖承志、陈赓被捕案，杜重远案和救国会“七君子”案。 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3月，他在参加秘密会议时被捕。恰逢陈赓在苏区作战受伤，赴上海治病，因叛徒告密被捕，两案同庭审理。 吴凯声受何香凝、宋庆龄等人之托，在法庭内外再次全力周旋。他不仅在法庭上针对变节者的指证缺乏物证层层辩驳，并以何香凝昏迷卧床向法庭施压。在法庭之外，则联络何香凝更改证言，逼宫上海市政府，时任市长吴铁城无奈请示蒋介石，由蒋亲自下令交保释放。 对于陈赓，则由民权保障同盟通电行政院长汪精卫赴南京营救，吴凯声与宋庆龄、杨杏佛亲到监房探视，宋庆龄以糕点做掩护面交陈赓党内密件。以后杨杏佛被特务暗杀，身上留有民权保障同盟和中共地下党员的通讯录，吴凯声又受蔡元培之托，通过关系去法租界捕房拿回了通讯录，使同盟和在沪地下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