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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立之后，1912年9月的《律师暂行章程》赋予了律师法定地位，但在1915年的《律师应守义务》中对于律师则增添了“发现律师有扛帮诉讼，教唆供述，虚构事实情事时，应即移付惩戒”的条款。 “扛帮诉讼”是一个从前清法律中直接搬用的名词，之前悬于“讼师”头顶。《大清律例刑律》规定，讼师代人写状，捏造教唆十人以上“扛帮赴京”上告他人重罪如不属实者充军，讼师“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受财者计赃从重论处。只有帮助愚昧之人申冤或者为人写词状完全合乎事实可以不查处。在这样的严厉法条之下，讼师的生存空间非常狭窄，并非正当职业。 意外的是，民国之后的《律师应守义务》不仅照搬了“扛帮诉讼”的条文，还额外规定：律师代理民事诉讼案件若发现委托人明显无正当理由，仍然继续代理案件，则应由律师担负诉讼费用，并对对立当事人给予损害赔偿。这样的规定，显然是发展了传统社会“贱讼”的思维，令律师界“不胜惊惧”，引发了全国的律师公会大讨论，同时颁布的《律师公费准则》也受到各种批评，却收效甚微。 法条上严加惩戒的一个背景，实际上是此时律师的准入条件设置非常低。《律师暂行章程》规定了国内的法政专业学生取得律师资格需要通过考试，法律专业则可免试任职，不需要实习期。根据学者考证，民国期间由于考试院和司法部在考试权上的争议，从来没有组织过律师资格考试，律师都是根据罗列的免试条件入行的。像曹汝霖、张耀曾这样的前政府总长、国会议员自然可以轻易入行，法官辞职后可自动当律师，一般国内外法政学校毕业生也可免试充任，很多是速成班毕业，甚至买卖文凭，当时的报纸称为“旧日欲发财捐官，今日欲发财捐律师”。 1913年，江苏高等检察厅根据《律师暂行章程》对辖区律师进行清理，失去律师资格者将近半数，可见初期从业者之芜杂。 在这种情形下，民国司法部从1916年开始修订《律师暂行章程》，规定除国立大学外，民办学校的法律学历需要经过司法部、教育部认证，东吴大学、震旦大学即是早期通过认证的国内法政名校，其中又以东吴大学毕业生做律师者最多。此后，又对外国私立大学的学历认证进行了规定。 但在当时从日、美留学归来担任律师的杨荫杭看来，这些措施却并不能改变“文凭贱于粪土，学士多于苍蝇”的现状，反而因为放开了准入名额限制，“直类走妖魔”。在这种情形之下，各地产生了“强盗律师”“茶馆律师”之类的名目。一些不负责任的所谓律师，成为行业初生时的害群之马。 根据学者研究，当时的律师除了收取公费，还有类似“灰色收入”的“谢金”，或财物之类。在北京市档案馆现存资料中，只有极个别的律师因滥收公费被当事人告发遭到惩戒的记载。一份民国15年的案卷，记录了一位律师因为沉溺赌博欠下百元大洋赌账，赖账不还遭到对方上门威胁的案件。如此律师，其职业道德可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