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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诸多行业乱象的控制，除了官方的惩戒，更多是依靠律师公会的自治。 民国律师公会的诞生，尚在《律师暂行章程》颁布之前，首创地是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修订后的暂行章程规定，不加入公会的律师不得执业。在北京档案馆藏的民国司法部律师名册上，有不少取得资格却未加入公会的律师，多在一两年后撤销登录。 公会甚为重视律师风纪，除回应《律师应守义务》，规定不得指使当事人捏造和消灭证据，收取公费不能随意加价，不得兼任有薪水的公职外，对律师打广告和雇人延揽业务等活动也进行了限制。 1928年，上海律师公会会员马有略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称自己曾经留学日本，历任法部主事和地方检察官、大理院推事等职，新来上海执行业务，将自定的刑事、民事案件收费标准详细列举，分上中下三等人收费，并公布位于爱多亚路纱布交易所的事务所地址。此项广告被人举报，认为律师不同于一般生意人，标明价格内容殊为不雅，将代理人区分为上中下三等更违反了职业道德。上海律师公会认为，马有略违反了公会统一制定的收费标准，事关风纪，要求他立刻停止登载广告。 对律师打广告的限制，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越来越严格。 涉及严重违规的会员，律师公会往往经过调查，向司法部门提请惩戒，虽然最终惩戒权力在高等法院惩戒委员会，却也可对成员起到警戒之效，即使是对于“业界大腕”也不回避。 1931年，上海律师公会处理了律师郑毓秀收当事人1000银洋律师费不办案的事件。虽然郑毓秀是早期同盟会会员、留法女博士，官方背景深厚，公会却仍然要求检察厅提请对其惩戒和勒令退会。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对于全国性的律师组织有所忌惮。在《律师暂行章程》中，只规定在各地法院辖区设立律师公会。1919年，全国18处律师公会代表聚集北平，组织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却未获批准，司法部认为与《律师暂行章程》规定不符，对其采取了“不承认不否认”的态度。 第二年底，全国律师公会自行取消，着手组建中华民国律师协会，才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1920年，北洋政府修订《律师暂行章程》，有“扛帮诉讼”字样的《律师应守义务》被取消，相应地在修订后的章程中增加了律师应保证诚实，对于法院或委托人不得有欺骗行为的条款。这和律师公会的自律一致。 1927年7月，国民政府司法部公布的《律师章程》，大体上沿袭了以前的规定。 此时北伐已经大体结束，北洋政府在军人实力操纵下维持的宪政门面，被国民政府的党治训政代替。民族危机加深，南北政治重心易位。在北平律师公会的名册上，1927年2月间，有大量的江浙籍律师退出登录，转赴南方执业。民国律师业迎来情形更趋复杂的成年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