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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七君子”案件中，吴凯声并未受聘出庭辩护，而是担任了营救委员会委员，专职在庭外活动。首先他通过留法的同学关系，试图疏通警察局，保释沈钧儒等人出狱。“七君子”押赴苏州后，吴又写信给江苏高等法院院长请求照顾。在去苏州探监之后，吴凯声受沈钧儒之托，发动国民政府妇女部长写文章替史良呼吁。 此后吴凯声的命运急剧转折，由名律师、国民党左派变成了汪伪政权的外交部次长，受审的“汉奸”，后经证明是国民政府派遣，恢复名誉，建国后又被判刑流放所谓“苏北利亚”（江苏盐城大丰农场）。据其子吴立岚讲述，陈赓视察苏北期间，前往探视关照，吴凯声因此减刑回到上海。“文革”中，当初替廖承志辩护又成为吴的罪行，被诬陷为廖承志变节充当特务的介绍人，受到七次逼供，被打得手骨断裂、面部变形。直到1983年，已过耄耋之年的吴凯声才获得平反，却不再涉猎法学，以诗词消遣度过残年。 “七君子”案件卷入的另外一位著名“政治律师”是刘崇佑。刘崇佑和曹汝霖、张耀曾、江庸等人一样，身兼留学生、前清举人、民国要员和知名律师多重身份。“五四运动”前后，刘崇佑曾先后为刊发声讨“卖国贼”言论的《益世报》、游行的北大学生以及在天津请愿被捕的周恩来等人辩护。因其为学生免费辩护，出狱后的北大学生送给刘一个银杯，天津学生会则如法炮制，赠送一个景泰蓝大花瓶。周恩来晚年仍感念刘崇佑，曾关照其家属。“七君子”案发之时，花甲之年的刘崇佑再度出面，担任邹韬奋的辩护律师。 “七君子”案由于案情影响重大和辩护律师阵容强盛，被视为民国律师职业活动的高峰。 在“七君子”中，有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四位律师，辩护律师团成员则达21人。其中，江庸、张耀曾、汪有龄、陆鸿仪是曾担任民国司法总长、次长、大理院庭长的资深律师，刘崇佑、李肇甫是前国会议员，张志让、陈志皋、江一平则是后进。此案的政治意味高于法律，“七君子”坚称出于爱国热忱，并无联合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的情节，但毛泽东致沈钧儒等人赞同救国会主张的信件油印件在沈家中被搜出，“七君子”曾致电张学良呼吁其以实际行动要求蒋介石抗日，入狱后不久发生西安事变，张杨扣蒋后的联合声明又优先要求释放“七君子”，使此案政治意味不断加深。 沈钧儒传记称其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其中披露，1936年4月中共已委派冯雪峰到上海与之联络，并设立专门机构分管救国会工作，救国会与中共建立了正式的组织联系。“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更是身为中共地下党员。辩护团律师之中，被推举为首席律师的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张志让先前由中共党组织决定，不入党保持原有面貌在党外做工作，经常由组织指定为被捕的地下党员辩护。担任“七君子”辩护律师，也是由组织电话通知。张在自传中回忆，“我有决心做党的驯服工具，而且我也确实这样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