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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交际之术，家乡、官场、学校以及司法界资源都是人脉来源。“大律师”朱斯芾的人脉来自浙江南浔同乡。南浔本是富商辈出之地，号称拥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狗”，朱斯芾本家是“金狗”中的一条，又受到“四象”之一张静江的扶持，在上海不难站稳脚跟。地域之外，律师还按照学校和师承关系，形成朝阳派、东吴派、法政派诸多派系。早期同盟会会员郑毓秀颇有势力，即使是吴凯声、张耀曾也遇事退让，被称为“郑派”。为了广结人脉，律师事务所雇佣交际员招揽案子，屡禁不止，上海律师公会1933年的档案中即有相关查处记录。一般性的交际之外，所谓“大律师”往往还要依靠与劳工有关的帮会势力。 在张耀曾代理的一桩民事官司中，原告方为黄金荣，代理律师则是巨贾虞洽卿之婿江一平，江曾在“七君子”案中为沙千里辩护。另外一位大律师章士钊，开业之初也门庭萧条，后来担任杜月笙的法律顾问，依靠杜的关系延揽业务，很快月入万元，以致于被人称作“吃流氓饭”。 “保护人权”之外生财有道，是律师的看家本领，吴凯声正是其中翘楚。作为犹太巨商哈同的法律顾问，他在哈同公寓的事务所，聘请了十几位帮办律师和助理，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其子吴立岚讲述，对于穷困的刑事犯或政治犯，吴凯声常常减免公费，对于富商巨贾，则下手毫不客气，代理一个地产大王离婚案件时曾收入两部汽车。当时，一桩刑事案的最高收费标准不过800元。章士钊更曾创下一桩案件收费80两黄金的纪录。 生财有道还要善于顺应舆论。1931年底，张耀曾重复杨景斌的错误，为在民众抗日请愿时下令开枪的警长游伯麓辩护。张耀曾认为群众习惯了走极端，所谓游伯麓下令开枪的罪行多有不实，因此决意不顾舆论而免费为其代理。果然舆论大哗，邮务工会发表公开信攻击张耀曾“援助屠戮民众之人”，是国家大贼、社会败类，要求律师公会严加惩处。张耀曾只得登启事回应，后经杜月笙调停，工会才罢休。 相比之下，吴凯声在顺应舆论上要成熟得多。据吴立岚称，有一次陈云领导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委托吴凯声代理诉讼。吴本是商务印书馆的法律顾问，因此居间调停，使得工人要求大体获得满足，事态得以解决。“七君子”案辩护律师团成员张志让也在回忆录中记载，他接受中共的领导，对于一般的小工厂主以劳资纠纷来请求代理的，都劝他们对工人让步息事，不接受案件。 舆论对立面的风险是公权力。在办理“保护人权”的案件时，律师虽然大体安全，却也会面临意外。1930年8月，律师张星垣出庭代理“吴苏中反革命嫌疑案”时遭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员推搡，退庭后又被殴打，指责其不应为共产党辩护。律师吴迈在前往保释学生时遭拘捕，并受到刑讯。 “保护人权”并非《律师章程》中的规定，却是民初律师最流行的广告语，它来自于《临时约法》关于人权的条款。这一宗旨先是在军阀政治下被架空，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又面临“训政”（孙中山把建立民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压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