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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案子不少，但辩护的空间并不大。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不能作无罪辩护，避免与公诉机关唱对台戏。其时律师也是拿级别工资的国家干部，有时没学过法的“老革命”审判员还会私下征求律师如何判，不过大一点的案子都是公检法定了才抓，量刑的“猴皮筋”不在律师手里，法庭场面因此很沉闷。马德昌的一位同事说：“上面定了的，你的嘴辩出血来也改不了。”马德昌遇到不少案件，明明认为无罪，但不能这么辩，只能跟着公诉人“背书”，在结尾添一句“请法庭依照应该从轻、减轻的情节判决”，以维持一个辩护词的样子。张思之回忆，当时还是有不少律师作了很好的辩护，留下出色的辩护词。 律师行业很快地发展起来，从最初的“三人行”，到1957年时已有800多个法律顾问处，律师2800多人，似有重现民国盛况的态势。 其时，政府也有将律师推向社会、收支自理的部署。1956年12月，财政部和司法部、国务院编制办下发“关于1957年律师和公证人员经费问题的通知”，规定律师不再列入法院等部门的编制，人员的工资、福利等以收费自给为原则。同时规定，各地法院指定律师为被告人辩护，由法院向法律顾问处支付律师报酬。 虽然律师从业仍旧受到各级政府严控，但历史已把律师推到市场化门槛边上。不料生机之中，接二连三的运动下，伴生累积的是风险。 1957年，上海律师李国机由职业高峰跌入了社会底层。其成名作是发生在公私合营店铺“四明堂”师徒之间的官司。在徒弟被任命为公方经理后，师徒矛盾放大，演变为殴打中徒弟拿刀划伤师傅手臂。正值私营业主对合营意见很大，政府要显示保护私方权益的姿态，时任市委书记柯庆施批示严办。担任徒弟辩护律师的李国机大量走访取证，说服师傅的儿媳作证是公公先动手，又经医生检验伤口为轻微划伤，作了防卫适当的无罪辩护。法院最后接受辩护，当庭释放徒弟，此事轰动上海，29岁的李国机由此家喻户晓。 时值“反右”，仅仅半月之后，复旦大学法律系出身的李国机，因在座谈会上支持老师杨兆龙“法律是有继承性的”观点，又在全市司法界鸣放大会上大批当时“法庭无法”的现状，加之违背上级的意愿作无罪辩护，首当其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养猪。李妻是学校少先队辅导员、预备党员，被组织打招呼“要入党先离婚”。资本家小姐出身的妻子顶住了压力，面对学生“你家先生是反革命，侬为啥要当反革命”的质问却只能默然。 作为法律顾问处负责人，又有在法院工作时经历“肃反”留下的尾巴，张思之不出意外被打成右派。李志新和马德昌作为他的“左膀右臂”，被要求和众人一起揭发张思之，二人态度消极，因此上了右派名单，虽然报送司法局时被有心人划掉，却也难免下放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