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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汉初吏治的肯定。司马迁所言“汉兴”以下数语，是对汉初吏治的肯定，言：汉初吏治，反秦之政，除其严法峻刑，律法政令甚为疏阔，就好像渔网的网眼很大，足以漏掉吞舟的大鱼，但是吏治状况甚好，无有奸伪，百姓治安。结论是：“在彼不在此”。裴骃《史记集解》引韦昭曰：“在道德，不在严酷。”[55]言之甚确。 总之，由以上讨论可知，司马迁以孔子、老子的“为政以德”、“以道治国”思想为本，对历代吏治做了深刻的论述和总结，并明确地表达了为政应该宽厚仁爱、法制宽缓，注重以德教民的吏治思想。 至于“酷吏”，他们的所作所为则与“循吏”判若水火。而对“酷吏”和苛酷吏治的批判和谴责，是司马迁吏治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 《酷吏列传》列举了郅都至杜周十人，言汉高后时开始出现，且愈见酷烈；武帝时的“酷吏”，至于暴虐。诚如梁代史学家姚思廉《梁书·良吏传》录其父姚察所言：“汉武役繁奸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诛戮以胜之，亦多怨滥矣。”[56](又参后所引述)清代学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亦言：“酷吏多而吏治坏，在武帝世也。”[57] 司马迁言，郅都至杜周十人，“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58]。这一见解很深刻，因为“酷吏”的出现及其所作所为，是人主之所好，人主以为能，是严刑峻法的制度安排使然。“酷吏”中有尽职尽责的，甚至也有廉洁不贪的。如：张汤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59]；尹齐病死，“家直不满五十金”[60]。但他们为政苛酷，仍为司马迁所谴责。至若王温舒、杜周等人，逢君之恶而“以恶为治”[61]，滥用刑狱，以致构陷，并为巨贪，非惟“酷吏”恶吏，也是贪官污吏。此外，司马迁还列举了冯当、李贞、弥仆、骆璧、褚广、无忌、殷周、阎奉等人，他们或暴挫妄杀，或分尸锯项，或椎击成狱，毒若蛇蝎，无恶不作，以至司马迁无限悲叹而曰：“何足数哉!何足数哉!”[62]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亦有《武帝时刑罚之滥》一条，引杜周之事为例，而感叹曰：“是可见当时刑狱之滥也。民之生于是时，何不幸哉!”[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