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西汉初期的吴公、文翁列为“循吏”，是班固之所为，见《汉书·循吏传》，本文后面将有引述。二人的事迹，司马迁不会不知道。但他所记述的“循吏”，却只是春秋时期的五位，是何故也?今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引陈子龙曰：“太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者；传酷吏，无周以前者，寄慨深矣。”[66]又，清代学者方苞《史记评语》亦言“《循吏》独举五人，伤汉事也”，“史公盖欲传酷吏而先列古循吏以为标准”[67]。他们都结合《史记》中《循吏》、《酷吏》二传来探索司马迁著史立传之用心，给人很大启发，可惜话未说透。我的理解是，司马迁为“循吏”(包括“酷吏”)立传及其寄托感慨，是基于对春秋以来历代吏治的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是表达对汉高后以后特别是对武帝时期“酷吏”“以恶为治”的深恶痛绝，也是对自身不幸遭遇的凄然长叹。如前所论，他对汉初吏治本来是肯定的，却不愿在《循吏列传》中为汉初“循吏”立传，可见其痛切之深、愤激之至，庶几可谓“洪洞县(衙)里无好人”了。另一方面，汉世尤其是武帝时期的那些“酷吏”、恶吏、污吏，从根本上违背了“奉法(职)循理”的为官之道，以恶法残民害民，又何曾受到良法的规范、制约或惩处呢?他们往往不得好死，也只是因为失宠于君，或贪恶太甚，大抵属于“恶有恶报”，并不是良法对他们进行了清算和公正的判决。所以，司马迁将石奢、李离与孙叔敖、子产、公仪休一起列为“循吏”，称许他们能“奉法(职)循理”，依法行事，“坚直廉正，无所阿避”，甚至甘愿以身伏法，从而无论在道义上还是行为上，都与“酷吏”形成了高尚与卑劣的鲜明对照。司马迁的用心，不可谓不深矣。 我们这样解读《史记·循吏列传》，洵足体会和认识到，司马迁所肯定和推崇的“循吏”，正是体现其吏治思想或曰吏治理想的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