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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循吏”与司马迁的吏治思想 司马迁之称许“循吏”，为他们立传，是基于其为政应当宽厚仁德、反对威严苛酷的吏治思想。而这一思想的形成，既以孔子、老子等儒、道先贤的吏治思想为依据，又是其对先秦以来吏治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尤其是对汉武帝时期“酷吏”横行、吏治败坏的批评，还有他本人遭祸受刑不幸遭遇的影响。所以，其为“循吏”立传，现实针对性很强，既是为了以史为鉴，也是结合自身遭遇的有感而发。前面引司马迁“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之语，正是无限感慨之言，主要针对的正是汉武帝时期的苛酷吏治。其记述春秋时期各位“循吏”的事迹，亦重在他们的宽厚仁德和遵奉法理(参前引述)。 他的这一思想，在《酷吏列传》中有更为明确地表述，《酷吏列传》开篇有云：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39] 以上所言，全面地体现了司马迁的吏治思想，可做如下三方面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