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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唐代史学家姚思廉所撰《梁书》，亦设《良吏传》(亦未设置《酷吏传》)，开篇即引汉宣帝“政平讼理，其惟良二千石乎”之语以立说[93]，而卷末又录乃父姚察之论曰： 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汉武役繁奸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诛戮以胜之，亦多怨滥矣。梁兴，破觚为圆，斫雕为朴，教民以孝悌，劝之以农桑，于是桀黠化为由余，轻薄变为忠厚。淳风已洽，民自知禁。尧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于梁无取焉。[94] 按：此言“前史”，自然说的是《史记》，故姚氏接言“汉武”云云；而汉武帝时“役繁奸起”，政令“苛酷”，恰为司马迁所深恶痛绝(前有论)。姚氏所言“梁兴，破觚为圆，斫雕为朴”云云，也是套用的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之语(前有引)，用以称许梁初宽厚仁德、教民劝民，“淳风已洽，民自知禁”之吏治。这说明，司马迁之定“循吏”之名、为“循吏”立传，对姚氏父子著史有直接的影响。姚氏又言“若夫酷吏，于梁无取焉”，似不是说梁代无“酷吏”，而是说《梁书》不传“酷吏”。这是将“酷吏”与“良吏”对举，称许“循吏”，不齿“酷吏”，这一点也值得注意(参前所论)。 梁代史学家萧子显撰《南齐书》，则作《良政传》。略云：“齐世善政著名表绩无几焉，位次迁升，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95]卷末“赞曰”又云：“蒸蒸小民，吏职长亲。棼乱须理，恤隐归仁。枉直交瞀，宽猛代陈。伊何导物，贵在清身。”[96]这是强调“善政”、“清察有迹”、亲民爱仁、洁身清正等等，这与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家所称许的“循吏”事迹没有什么区别(参前引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