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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论，可做如下几点总结。 其一，“循吏”含义，质言之，就是司马迁所概括的“奉法(职)循理”；析言之，则是施教政缓、导民便民、遵奉法理、不与民争利、坚直廉正、法不阿私等等，并体现了主张为政宽厚仁德、反对威严苛酷的吏治思想。而历代史家将其表述为善政无扰、亲民导民、清正廉洁、办事公直且有政声等等，在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上与司马迁是一致的。 其二，“循吏”为政的要旨是仁德亲民、廉洁公直，“酷吏”则苛酷残民、以恶为治。这是中国古代鲜明对立的两种吏治，自先秦两汉而下，历代皆然。而自司马迁始，历代史家基于他们的历史良知，从为官行政的角度肯定前者、批评后者，态度是一贯的，他们的吏治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司马迁所记述的“循吏”，皆为春秋时期各国中央政府的官员，且官至卿相，而后代诸正史的《循吏传》、《良吏传》、《良政传》、《能吏传》所记载的，则主要是各代县级以上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地方行政长官，即所谓的县令、郡守之属。虽然他们中间也有人后来或中途供职于中央政府，但其为政且有政绩则主要是在地方州县，即前引《明史》所谓的“终于庶僚、政绩可纪者”，或《清史稿》所谓的“由令守起家者”，所以史家述其为政，也就突出了他们在地方州县宽厚仁德、善政无扰、清正廉洁、办事公直等内容，而“尤以亲民为重”。可见，由于时代的演进和官制的变迁，历代史家对司马迁是有因有革的，他们对“循吏”含义的解说，也就当然有所侧重，有所引申和发挥，他们的吏治思想也就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和新的时代特点。 其四，司马迁撰《史记》而设置《循吏列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历代因之，而又逐步定位于主要为中下级地方行政长官中的“循吏”立传。这些官员或因地位相对而言不高，事迹相对而言不显，未可单独立传，故以合传的形式(地位、事迹再次者甚至以附传的形式)集中载录和彰显他们为政以德、廉正亲民等政绩，让他们青史留名，并成为后世官吏们取效的典范。与此同时，历代史家又依凭他们的史德、史才、史识，从中总结历代吏治的经验与教训，阐发他们的吏治思想，为后人探讨古代吏治和官德文明，从而知古以鉴今，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文献史料和思想资源。司马迁和历代史家的所作所为，功莫大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