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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公仪休。《循吏列传》云： 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27] 可以看出，公仪休做到了“奉法循理”：一是不收受礼物，其拒绝馈遗的理由亦合乎情理；二是拔葵出妇之事却做得有点绝，而且似乎不合情理然却是“不得与下民争利”。无论合否，在司马迁看来，皆“奉法循理”之所为也。 就史料来源而言，检《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始记公仪休拒收遗鱼之事，文字则稍异，而且讲了“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的一番话[28]。这是典型的“法术”言论。而《韩诗外传》记此事(文字亦稍异)，则用以证明《老子》“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乎，故能成其私”(按今本第七章文)和《诗经》“思无邪”(按今本《鲁颂·駉》文)之意[29]。《淮南子·道应》记此事，也是用以证明《老子》语[30]。可见司马迁记此事，用意已有不同，是着眼于“奉法循理”。又，《新序·节士》记此事，作“郑相”某某(未具名)所为[31]，可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