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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成(17)


    第二,从秦汉起,齐民制度就开始逐渐孕育和发展起来,这一制度使得这个政治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在现代之前主要是男性——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等领域具有基本上同等的资籍,它也可以简称为政治—法律资籍。诚然,这种资籍在性质上和程度上都不同于现代普遍而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权,不过,它确实为中国最大多数的男性庶民提供了成为各级政府官员的政治资格。除了人伦的特殊规定之外在法律面前受到同等对待的法律身份,以及包括契约自由在内的从事各种经济行为的资格。这种资籍与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官僚制相互支持。齐民制度是普遍税收的前提,而没有这种普遍的税收制度,传统中国这种覆盖广大地域因而规模庞大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政权是无法维持的。齐民制度也为足够的兵源、社会精英的广泛来源以及社会基层的自治提供了条件和保证。
    第三,汉语始终用作统一的官方语言,而汉语本身也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汉语的书面语言两千多年间虽经演变,但语法结构和书写方式大体维持不变,而汉语音韵系统虽然历经变迁,但很早起中央政府就不断指定通用的语音系统,而士林阶层、官僚体系和商贸体系,以及其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揭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作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城市的长期稳定的存在和发展,促进了适用于口语的通用的官话系统的形成和发展(45)。汉朝造纸术的发明和唐朝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大大促进了汉语作为统一语言的稳定地位,而且使得中国的历史、伦理规范、经典思想、地理和疆域的知识在理论上成为一种人人可得的普遍的资源(46)。官学体系、官方的和私人的图书馆同样为汉语作为统一的通用语言的地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值得指出的是,在那个时代,造纸术和印刷术对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安德森等人所着意的资本主义印刷术对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意义。
    第四,中国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教育系统和考试制度,即人们所熟知的官学和科举制度,以及作为这两种制度的基础的私学体系(47)。反过来,私学体系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也在于得到了科举制度和官学体系的扶持和促进。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之前,这些制度除了其他的卓越的功能之外,也从人才和观念这两个层面为语言和文字、道德规范、政治制度和思想的一致性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对在漫长的历史之中维持上述这些文明的体系和结构来说,它们的意义和作用是非凡的,尽管这并不意味,它们不包含或导致某些在现代观点之下的严重缺陷。
    第五,在中国,自我认同与族类分别的观念和争论很早就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夷夏之辨。从春秋时代,古代思想家就开始讨论夷夏之辨。中国古代主流的思想主张,人并无天生的高低贵贱的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因此,在中国古代的主流观念里,族类认同主要基于共同的文明规范、教化和礼仪,与种族——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没有这个概念——和人的先天性质无甚干系,甚至与宗教也无关系。这一点与同时代的欧洲的主流观念,当有霄壤之别。从整体上来说,这样的观念一直到欧洲的种族主义进入中国之后,才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非华夏族类归化为华夏族类乃是中国社会演进的一个主流,也是华夏族类壮大的重要来源和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中,华夏的先民不仅与其他族类杂居共处,他们自身其实也是由不同的族类融合而成。一个得到大多数人承认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民族汉族向来就是一个文化的族类,并非一个种族的群体。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一直到中华民国的建立,所谓的汉族就是融合了许多其他民族而成其大的。而许多满族人改籍为汉族,就是这个传统最近一次的典型事例。当然,在历史上同样出现了另一个方向的身份改变,即许多华夏族类或汉人转变为非华夏族类,譬如,东汉时即有汉人归于乌孙,隋末战乱,许多中国人(汉人)归于突厥(48)。在清兵入关之前,大量的汉人自愿入籍汉军旗,变身为满族。而在近几十年间也有许多汉族人为谋得特殊的福利和待遇而改变身份为少数民族。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