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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成(7)


    霍布斯鲍姆的国家概念脱胎于韦伯的经典范式:“近代国家的特征可以说是从法国大革命时代形成的,其中虽有不少是沿袭自16到17世纪欧洲的君主政权,但许多部分仍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譬如说,近代国家的统辖范围(是一完整而不可分割的疆土)系根据受其统治之子民所居住的范围而定,近代国家皆具有明确疆界,与邻国的领土壁垒分明。在政治上,国家系对其子民进行直接统辖,中间不存在任何统治者。近代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尽其所能地直接对子民行使宪法、行政或法律命令”(19)。除了上述一般特征之外,他还具体地概括了现代国家如下一些功能和特征:(1)定期户口普查(19世纪中叶之后更加普及),详细登记每一个国民的资料,实行义务教育与兵役制;(2)庞大的基层组织和警政组织,每一个居民受国家机关的直接管理;(3)在国家机关办理出生、结婚和死亡等登记;(4)19世纪发展起来的交通和通讯革命,将每个国民纳入中央政府管理的网络之下(20)。
    根据霍布斯鲍姆的学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原型民族或民族主义和逐渐生成的现代国家制度乃是两个重要因素,相对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即使按照安德森的学说,没有成长中的现代国家制度,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不可能迅速得到发展的,而以其为条件的印刷术、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语言同样也就难以形成和普遍化。霍布斯鲍姆分析说,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和美国革命时代,民族最重要的内含,就是它的政治意义。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时代,民族就是与人民(the people)和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密切相关(21)。在他看来,在那个时代,民众对“民族—国家”的任何共识,与语言、族群或其他相似因素无关(22)。这就是说,民族—国家在那个时代首先依赖于政治的资籍。族群差异、共同的语言、宗教、领土以及共同的历史都是后起的,是19世纪民族—国家主义者的话语,用来为他们的运动做宣传。当然,这并不意味这些因素无任何作用(23)。
    因此,霍布斯鲍姆的基本结论是,“由此观之,无论民族的组成是什么,公民权、大众的普遍参与或选择,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24)。如果霍布斯鲍姆也承认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共同体的话,那么,政治上的资籍就是想象中可以普遍化的基本因素,因为民族—国家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民族—国家。
    在上面介绍并分析了安德森和霍布斯鲍姆两人有关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之后,我在这里从比较的角度给出简单的总结。概言之,安德森重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物质—文化条件——无疑,这与他的左派背景相匹配,所以,资本主义与印刷术在他的想象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霍布斯鲍姆则相当重视政治观念和制度的作用,而后者主要就是西欧现代民主——代议制——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形成并且稳定下来的条件,如公民权与大众的普选。但是,他们各自所偏重的条件其实都是资本主义整个体系中的不同层面和体现,因此,资本主义对他们两人来说乃是支撑起理论大厦的支柱。不过,他们两人同样也受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社会和历史的制约,既无法看到一般政治结构和行政框架的意义,也无法理解那些教育制度和技术的一般意义。在西方,一般的政治结构和行政系统,以及一般的教育制度和普遍的技术手段都属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与民族国家同时出现。这样,他们就把两种同时发生的现象视为单一的因果关系了。但是,就如中国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论断是片面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