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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成(21)


    从盖尔纳、史密斯、安德森到霍布斯鲍姆,他们各自学说都关涉一个要点,即以一个特定的族类为中心的同质性以及这种同质性的普遍化。同质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由于同质性,才使得想象成为可能。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围绕各自的核心因素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同质性。不过,他们虽然拟定了这种同质性的普遍化条件,却又没有把这些条件作为衡量现实的民族—国家的普遍标准。因此,中国即使具备了这些普遍化的条件,并符合他们所提出的同质性,却依然被排斥在民族—国家先行者的行列之外,他们不顾其理论的内在冲突而将民族—国家视为现代欧洲的独特产物。
    在这里,我并没有给出中国作为早熟的民族—国家开始的时间。不过,就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即便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也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而作为一个早熟的民族—国家,需要经历更加缓慢和漫长的演变的过程,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倘若不以左派理论的一律论来矫拂,那么这种差异在现代社会之前不仅是一个现实,而且当代人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以为,至少到北宋,中国就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
    中国传统国家由于具备了上述这些基本结构,并出于历史的巨大惯性,除非出现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资籍以调整、改革和合理化上述那些基本结构,否则,它的传统认同就能够维持下去,继续作为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而存在。因此,中国这个自发成长起来的民族—国家,就如其作为国家乃是一个早熟的现代国家一样,它在内在结构的许多方面确实缺乏现代合理性的洗礼,缺乏现代国际关系带来的那些必不可少的外部竞争、冲突、比较和承认等方面的经验,而这些外部的挤压对民族—国家的内在调整和改造在适当的程度上颇有益处。但是,合理化的过程、国际关系经验的积累和国际地位的获得,在现代就如欧洲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最终都要通过革命和战争的途径才能实现。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