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成(20)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3:11:11 《天津社会科学》 韩水法 参加讨论
白鲁恂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分析确实揭示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某些特征，但是，他完全忽略了，这些特征并非简单地从中国传统社会继承而来，作为一种新传统，某些核心因素来自于西方。白鲁恂有关“中国是一个装成国家的文明”的断言被人们移译成“中国只是一个文化，却伪装成一个国家”而广泛流传。这个隐含多重意义的判断同样也包含了自我矛盾，因为查理曼的国家远远说不上是一种统一的文明，即便罗马帝国也是多种文明的混合体。不过，它倒给人们提供了若干积极的启发。就本文所讨论的民族—国家而言，文明的认同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文明的认同就无法成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家，诚然，前提是文明需要予以精确的定义。事实上，许多国家包含多种文明却也能够成为——或者用白鲁恂的话来说，伪装成——一个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法国的情况亦相似。不仅如此，现代许多国家原本就是由若干国家和若干种文明聚合而成的，如印度。白鲁恂所想象的不以文明为基础的单纯国家根本不存在，由单一制度和单一文明构成的国家仅仅是通过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成才造就的现象，并且通常也是想象的产物。因此，如果白鲁恂理解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那么这主要源于他过分缺乏历史和社会知识，而中国传统国家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个以国家形式存在的文明体系，非但如此，这个文明体系还扩展至东亚周边国家。考虑到朝鲜、越南、琉球和日本的情况，那么人们就可以领会，国家与文明体系在传统中国和周边国家那里也保持了分野的界限，尽管有时并不那么清楚。 关于印刷业、书面语言对共同体想象的作用，杜赞奇持一种不同的意见，并引用中国的例子来反驳安德森和霍布斯鲍姆等人的观点，从而肯定在现代社会之前一些媒体已经在中国出现，它们形成为文化并使不同的族类能够融合为一种民族性。他指出，盖尔纳和安德森在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上所采取的现代与前现代僵硬对立的说法不能成立，他们所持的如下观点，即族类的政治自觉只是在现代社会才能出现，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乃是现代的自我意识，并且只有现代人才会把自己的民族想象为一个统一的历史的主体，是缺乏根据的。杜赞奇认为：“在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均同时认同于若干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身份认同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相互之间常常有矛盾冲突。无论是在印度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人们都曾认同于不同的群体表述。这些认同一旦政治化，就成为类似于现在称之为‘民族身份认同’的东西。”(54)因此，在杜赞奇看来，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不仅在现代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其政治根据同样也是如此。杜赞奇的观点切中了安德森和霍布斯鲍姆学说的要害，这就是说，他们为了突出自己的观点，夸大了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差别，想象的共同体在他们那里成了一种完全现代的东西，而与前现代没有什么干系。就此而论，正如杜赞奇所分析的那样，盖尔纳、史密斯和霍布斯鲍姆的理论总体而言是相同的。我们这里不再赘述，现代与前现代或古代之间的界限并非那么分明，即使在欧洲它们也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而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性因素的出现和形成在时间次序上更是参差不齐。不过，杜赞奇也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国家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提供了相当政治化的条件。当然，杜赞奇也没有明确地承认，中国就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国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