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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成(18)


    第六,与第五点相关,综观而言,中国主体民族的形成是文明向心力和文化教化的结果。传统中国的朝贡制度、藩属制度和土司制度,就是这类教化观念得以付诸实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直到清朝末年,除了西藏和蒙古之外,在中国许多省区里,还保留有不少土司地区。虽然改土归流是一项长期的政策,但在教化难以一时实行的情况下,保持不同族类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上的相对独立性,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49)。这种现象的存在,为传统中国的认同保留了一种回旋的余地和过渡的方式,而不致造成过多的武力冲突和战争。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教化还是归化,武力和战争依然是最后的手段。在中国历史上,族类之间的战争甚至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战争之中的主要部分,有些战争是相当惨烈的。不过,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这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行之有效,亦即成本最低的制度却也为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型遗留了巨大的困难,而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关系中,它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秩序和认同的软肋。
    中国传统的国家、族类和文明认同的另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特点,就是自上古以来一直维持到现代的氏、族传统。这个特点造就了中国与西方和东方任何其他民族或国家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大概只有犹太民族是一个例外,犹太民族具有与中国这一坚忍不拔地保持自己血缘世系的精神某些相似的传统,但线索却很不一样。氏族传统使得有记载以来的许多氏族和家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中保存了它们的谱系。譬如,春秋列国就来源于不同的氏和姓。而氏、姓和国又分别演变出新的姓氏。如果不考虑后来各种改换的情况,这些姓、氏及其家族的脉络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在今天,中国许多家族和个人通过姓氏、宗谱依然能够追溯至上古最早所属的氏族和祖先。这个传统无疑构成了中国民族—国家认同之中相当独特的延续性和韧性,以及其意义难以估量的凝聚力。
    自秦汉之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历经分裂,在若干时期,自视为或被视为华夏文明继承者的政权的领土收缩至十分狭小的范围。而在这个以今天的中国领土为核心的区域内同时出现几个不同政权的国家——其中或有一个以上的国家自视为或被视为华夏文明的继承者。不过,这些国家领土范围的总和常常扩展至遥远的其他地区。另外,在中国国家权力范围之内,还保留如西藏蒙古等藩属和土司地区,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它与罗马帝国不同,与以后欧洲出现过的其他帝国更是完全不同。罗马帝国仅仅是一个城邦国家与许多独立的殖民地或占领区之间的松散的联合体,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万民法,即国际法,而非国内法。
    欧美不少学者曾经尝试以罗马帝国或其他帝国来比附中国。比如,白鲁恂(Lucian Pye)不仅将古代中国,甚至把当代中国都比作罗马帝国和查理曼的欧洲。白鲁恂说,理解中国的出发点是:“中国不仅仅是诸民族—国家中另一个民族—国家。中国是一个装成国家的文明。现代中国的进程能够被描述为中国人和外国人合力把一个文明挤进现代国家那个任意的、受束缚的框架——这个来自于西方自己的文明破碎的制度发明——之中。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中国的奇迹在于它的令人惊讶的统一。用西方的说法,今天的中国仿佛是罗马帝国和查理曼的欧洲存续到今天,并且一直在努力像一个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样运行”(50)。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