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成(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4:11:24 《天津社会科学》 韩水法 参加讨论
相对而言，他所提出的三个社会条件则比较切近历史现实而更有说服力，即资本主义印刷术、宗教改革、语言多元的宿命。安德森认为：“我们可以从截至目前的论证中扼要地总结说，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态观之，这种新的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的登场预先搭好了舞台。这些共同体可能的延伸范围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并且这一可能的延伸范围和既有的政治疆界(大体上标志了王朝对外扩张的最高峰)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⑩如果安德森关于上述三个条件的说法总体上是有说服力的和合理的话，那么，后面那句话却是一个失误的判断，因为没有政治上的疆界，前面那些因素，包括语言的多样化就失去了借以托身发展的根据地，亦就是说，它们无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成中关键的契机。希伯来语成为现代犹太民族通用语言的第一个前提和理由，就是它获得了得以散布的确定的政治疆界，而不是它广泛的通用性；而意第绪语言没有成为现代犹太民族的通用语言，其理由则刚好相反。 与政治疆界相比，安德森更重视印刷技术和语言多样化的发展，将它们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上。但是，他的判断难以切合当时欧洲十分复杂和多样化的语言发展的现实，因为他试图将其观点一般化。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的这种朝向方言化的革命性冲刺还受到了三个外部因素的进一步推动，而这其中的两个因素更直接导致了民族意识的兴起。第一个，也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是拉丁文自身的改变。”“第二个因素，是其本身之成功同样受惠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的影响。”“第三个因素是，被若干居于有利地位并有志成为专制君王的统治者用作行政集权工具的特定方言缓慢地，地理上分布不均地扩散。”(11)安德森的这个判断大概适用于由拉丁语演化出来的罗曼语系地区，而对英格兰和其他日耳曼语系的地区以及其他语系的地区并不适用。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安德森如下的强调：“我们必须记得，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文的普遍性从未与一个普遍的政治体系相重合。这点和帝制时期的中国那种文人官僚系统与汉字圈的延伸范围大致吻合的情形形成对比，而这个对比则颇富教育意义”(12)。这个说法其实是含糊而易致误解的，因为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语的使用范围仅仅限于教会、大学和知识分子层面，在政治层面上，在现在罗曼语系地区之外，拉丁语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官方语言。即便在所谓罗曼语系地区，拉丁语也只限于上层人士使用，多数民众使用的是各种各样的方言和其他语言，而在识字率极低的情况下，这个现象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安德森上述判断的不准确之处还在于，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的通用范围与罗马统治的地域基本上重合，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拉丁语的官方地位便开始逐渐消失，它此后还能够维持欧洲宗教的和学术的通用语的地位，主要就依赖于罗马天主教的宗教垄断的地位——大学在那个时代多数是属于教会的，而天主教会在欧洲现代之前向来同时就是一个极具政治力量特征的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自己所说的宗教改革促进语言多样化的论断才有其现实的政治基础，而不必单单归因于印刷术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