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卷二三二引《东观汉记》记述大鸿胪云：“属官有丞一人，大行丞一人，有理礼员四十七人，主斋祠傧赞九宾之礼。”“丞”是谓秩比千石的大鸿胪丞。“大行丞”是谓秩为六百石的大行令下的属官。“理礼员”《续汉书·百官志》二作“治礼郎”。“理”字本作“治”，为避唐高宗李治讳，改“治”作“理”。《东观汉记》与《续汉书·百官志》真正不同者，有“员”、“郎”二字。
    上文列举的《续汉书·舆服志》刘昭注所引《东观汉记》一段文字，与《续汉书·百官志》相出入者颇多，不同之处有十五条。这十五条是：
    （一）《东观汉记》云内史秩二千石，而《续汉书·百官志》不言东汉有内史官。
    （二）《东观汉记》云治书侍御史秩千石，而《续汉书·百官志》三云：“治书侍御史二人，六百石。”
    （三）《东观汉记》云中二千石丞秩千石，而《续汉书·百官志》四云：“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
    （四）《东观汉记》云中谒者、谒者秩六百石，而《续汉书·百官志》四载大长秋属官有“中宫谒者令一人，六百石”，又有“中宫谒者三人，四百石”。
    （五）《东观汉记》云诸署长秩三百石，而《续汉书·百官志》所载诸署长有四百石者，如《百官志》三少府属官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丙署长皆秩四百石。
    （六）《东观汉记》有楫櫂丞，并云“秩三百石”。此官不见《续汉书·百官志》。
    （七）《东观汉记》云有秩者侍中秩二千石，而《续汉书·百官志》三云侍中秩比二千石。
    （八）《东观汉记》云中常侍秩二千石，而《续汉书·百官志》三云：“中常侍，千石。后增秩比二千石。”
    （九）《东观汉记》云光禄大夫秩二千石，而《续汉书·百官志》二云：“光禄大夫，比二千石。”
    （十）《东观汉记》云太中大夫秩比二千石，而《续汉书·百官志》二云：“太中大夫，千石。”
    （十一）《东观汉记》云博士秩六百石，但《续汉书·百官志》二云：“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
    （十二）《东观汉记》云议郎秩比六百石，而《续汉书·百官志》二记载光禄大夫的属官议郎秩六百石。
    （十三）《东观汉记》云小黄门秩比四百石，而《续汉书·百官志》三云：“小黄门，六百石。”
    （十四）《东观汉记》云黄门侍郎秩比四百石，而《续汉书·百官志》三云：“黄门侍郎，六百石。”
    （十五）《东观汉记》云中黄门秩比四百石，而《续汉书·百官志》三云：“中黄门，比百石。后增比三百石。”
    《东观汉记·百官表》与《续汉书·百官志》出现这些歧异，并不是记载错误所致，究其原因，是由于两书反映的时代不同。
    从《东观汉记·百官表》遗存的文字来看，提到的人物有章帝、窦宪、陈宠、左雄、朱宠、庞参、施延，（31）提到的年代有建武元年（公元25年）、二十年（公元44年），（32）延平元年（公元106年），（33）延熹元年（公元158年），（34）所反映的时间跨度较大，上限为光武帝建武元年，下限为桓帝延熹元年。表中所言有东汉中期、晚期制度，但更多的是东汉初年旧制。如表中提到的内史即是一例。内史为西汉王国之官，主治王国民政。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省罢此官，令相主管民事，犹如郡太守。此后终西汉一代，不闻王国再有内史之官。光武帝即位后，革除王莽时期创设的制度，西汉时的一些旧制得到恢复，很可能在这一时期复设内史一官。又如表中提到的楫櫂丞也是一例。西汉于上林苑中置此官，属水衡都尉，主管御用船只，东汉初年沿置此官。
    至于《续汉书·百官志》，本于胡广所注王隆《汉官篇》，记述的多是顺帝以后的职官制度。人所共知，历朝官制总是随着社会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动状态，或革或设，因时而异，有时还因人因事而有所改易。这样，较多记载东汉初年职官制度的《东观汉记·百官表》和较多记载顺帝以后职官制度的《续汉书·百官志》出现一些差别，是毫不奇怪的。
    《东观汉记·百官表》所记内容不但与《续汉书·百官志》有歧异，而且与《续汉书·舆服志》也有所不同。如《东观汉记》云：“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而《续汉书·舆服志》云：“诸侯王赤绶。”同言诸侯王，而绶制有别。这种差别，也是由于所言时期不同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