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太平御览》卷九一云：“《东观汉记》序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圣之至要也。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罸，汤、文所务也。密静天下，容于小大，高宗之极致也。肃宗兼兹四德，以继祖考。臣下百僚，力诵圣德，纪述明诏，不能辨章，岂敢空言增广，以累日月之光。’”从“肃宗兼兹四德”云云便可断定，此序是《章帝纪》之序。
    （三）《太平御览》卷九一云：“《东观汉记》序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业。宾礼耆艾，动式旧典。宫无嫔嫱郑、卫之讌，囿无槃乐游畋之豫。躬历玄德，虚静自损。是以屡获丰年，远近承风云尔。’”据“穆宗之嗣世”云云可知，此序当为《和帝纪》之序。
    （四）高似孙《史略》卷三“《汉记》中《邓禹传》”條云：“序曰：‘贤俊思圣主，风云从龙武，自然之应也。邓禹以弱冠睹废兴之兆，嬴粮策马，以追世祖，遂信竹帛之愿，建社稷之谋，袭萧何之爵位，可谓材难矣。受命之初，躬率六师。中兴治定，勒号泰山。圣上继体，立师傅，位三公，功德之极，而禹兼之。《易》称“利见大人”，《诗》有“自求多福”，其禹之谓与？’”此序所属，极为明确。
    （五）高似孙《史略》卷三“《汉记》中《吴汉传》”条云：“序曰：‘自古异代之忠，其详不可得闻也。已近观大汉高祖、世祖受命之会，建功垂名之忠，察其屈伸，固非乡举里选所能拔也。吴汉起乡亭，由逆旅假階韩鸿，发策彭宠，然后遇乎圣王，把旄杖钺，佐平诸夏，东征海嵎，北临塞漠，西踰陇山，南平巴、蜀，遂斩公孙述、延岑、刘永、董宪之首，斯其跨制州域，窃号帝王，章章可数者。熛起糜沸之徒，其所洒扫众矣。天下既定，将帅论功，吴公为大。览其战克行事，无知名，无勇功，令合于孙、吴。何者？建武之行师，计出于主心，胜决庙堂，将帅咸承玺书，倚威灵，以治克乱，以智取愚，其势然也。及汉持盈守位，劳谦小心，惧以终始，勒功帝佐，同名上古，盛矣哉！’”此序出于何篇，也是不言自明的。
    在《东观汉记》中，篇末之序亦有以“太史官”相称者。《文选》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李善注云：“《东观汉记》太史官曰：‘耿况、彭宠俱遭际会，顺时承风，列为蕃辅，忠孝之策，千载一遇也。’”同书任昉《到大司马记室牋》李善注亦云“《东观汉记》太史官曰：‘耿况千载而一遇者也。’”此“太史官曰”应出《耿况传》。又同书潘岳《西征赋》李善注云：“《东观汉记》曰：‘太史官曰：栗骇蓬转，因遇际会。’”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云：“《东观汉记》太史官曰：‘明主劳神，忠臣毕力。’”这两条“太史官”之文，字句过于简略，无法考定出自何篇。
    就一般情况而言，作者在一书中的论赞应以一种形式出现，而《东观汉记》则为例外，既有称“序”者，又有称“太史官”者。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东观汉记》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又不出于同一时期。《文獻通考·经籍考·杂史类》引罗愿语言及此事时说：“传后所题，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刘之所为分也。”按照罗愿的叙事顺序，意思似乎是说“太史官曰”者，乃班固所为；“序曰”者，则是刘珍所为。如果笔者对罗愿的话没有曲解，那么，他的解释恐怕与事实不相符合。
    《世祖本纪》，亦即《光武帝纪》，系由班固等人撰写，史有明文。邓禹的传记亦系班固等人撰写。《史略》卷三所引《邓禹传》序有“圣上继体，立师傅，位三公，功德之极，而禹兼之”之语，“圣上”与《史记》中的“今上”一样，都是修史者对当时皇帝的称谓。《邓禹传》中的“圣上”指明帝是十分清楚的，《邓禹传》序的作者为明帝时人也是不言自明的。而明帝时撰《邓禹传》者，只有班固和他的同事。此外，追随光武帝夺取天下的吴汉的传记也极有可能包括在班固等人所撰功臣、新市、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之中。这一纪二传的论赞都是称“序”的。可见“序曰”者，不是刘珍所为，而是班固等人所作。
    《章帝纪》、《和帝纪》肯定不是班固和他的同事所撰，当为刘珍等人的手笔。从上文《太平御览》卷九一所引两条《东观汉记》的文字来看，刘珍等人的论赞也称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