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张璠《后汉纪》。《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三十卷，两《唐书》中《经籍》、《艺文》二志同。对张璠事迹，笔者所知甚少。据《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裴松之注云：“张璠、虞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颁出为官长，溥，鄱阳内史。”
    以上十二家后汉书，前十种都是纪传体，后两种为编年体。下面我们主要讨论纪传体诸家后汉书与《东观汉记》的几个问题。在纪传体诸家后汉书中，全书传至今世者只有范晔的《后汉书》。范书与《东观汉记》的有关问题，笔者将另有专文敍列，这里不再详述。
    上文已经谈到，《东观汉记》取材宏富，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东汉的史料宝库。正因为如此，它成了晚出诸家后汉书取材的主要对像。《史通·曲笔篇》“中兴之史，出自《东观》”二语，如实地概括出了这种渊源关系。在诸家后汉书中，萧子显书和刘义庆书已荡然无存，其他散佚的诸家后汉书，均可或多或少地寻到一些残篇。我们随便摘取《东观汉记》与诸家后汉书的遗文片段加以比勘，就可以看出诸家后汉书多取材于《东观汉记》。
    如《太平御览》卷八二九引《东观汉记》云：“班超，字仲升，家贫，恒为官佣写书，尝辍书投笔歎曰：‘大丈夫当効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
    《太平御览》卷四八四引谢承《后汉书》云：“班超兄固被召诣校书郎，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佣书以供养，久佣尝苦，辍业投笔歎曰：‘大丈夫无他志略，当効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
    范晔《后汉书·班超传》云：“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歎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効傅介子、张骞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李贤注引司马彪《续汉书》，云“久事笔研间乎”作“久弄笔研乎”，华峤《汉后书》作“久事笔耕乎”。
    十分明显，谢承书、范晔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记述的班超投笔从戎事，全部袭自《东观汉记》，所不同者，仅是晚出诸家后汉书对个别文句作了润饰。
    又如《太平御览》卷四○四引《东观汉记》载桓荣事云：“显宗继位，尊桓荣以师礼。常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太师在是’。即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其恩礼若此。”
    《初学记》卷一二引华峤《后汉书》载桓荣事云：“桓荣，字春卿，以少傅迁太常。明帝即位，尊以师礼。甚见亲重。拜之，乘舆每常幸太常府，令荣东面坐，设几杖，会百官。”
    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出，华峤书有闗明帝尊礼桓荣的事迹，明显地取自《东观汉记》。诸如此类的例子屡见不鲜，这里不再更多胪列。
    在诸家后汉书中，华峤书是出类拔萃的，《史通·史官建置篇》云：“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皙，（46）……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古今正史篇》中又说诸家后汉书中，“推其所长，华氏居最”。《玉海》卷四六引《晋诸公赞》推誉华峤书为“良史”。华峤书能取得世人的称颂，固然由于他具有“良史之才”，（47）但与《东观汉记》给他提供了基本的材料来源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帝纪十二、皇后纪二、典十、列传七十、谱三，总九十七篇。其十典竞不成而卒。”我们要特别注意“删定《东观记》”五字。从这五字中可以看出，华峤书主要依傍了《东观汉记》，经斟酌去取，润色加工，最后“删定”成了《汉后书》。魏收于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公元550年）《上魏书十志启》有“叔骏删辑《后刘》，绍统削撰《季汉》”之语，也反映了华峤书主要汲取了《东观汉记》的材料。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东观汉记》看作诸家后汉书的基石。
    《东观汉记》材料宏富，但失之繁芜。晚出诸家后汉书的作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缺陷。所以他们撰写的后汉书，就总倾向来看是日趋简约。
    所谓简约，一是卷数减少。《东观汉记》一百四十卷，而诸家后汉书卷数数量均在此数之下，只有谢承书卷数较多，其他各家，大多在百卷左右，少者如谢沈书、刘义庆书仅五十余卷。卷数减少，主要是由于各史设立专传的人物在数量上作了压缩，有些史在例目上不如《东观汉记》齐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二是在同一人物的纪、传中，诸家后汉书对所载内容有所削减，作者认为某些无关宏旨的史事作了淘汰。三是文字方面，诸家后汉书经过作者的锤炼，使文笔趋于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