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朝注记
    范晔《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载平望侯刘毅之言云：“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注记”或作“著纪”，又作“着记”。它是一种记载帝王或臨朝称制的太后的言行以及相关事迹的史作。西汉时，注记已成系统。《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汉著记》百九十篇”。《谷永传》载永元延元年为北地太守，上书言灾异，有“八世著记，久不塞除”之语。“八世”系指高祖至元帝。由此可知，谷永以前，历朝都有著记。《五行志》下之下言“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所谓“十二世”，是指高祖至平帝。从《五行志》下之下所反映的内容来看，《汉著纪》的内容是日食朔晦之数。又《律历志》下屡出《著纪》之名。所述内容主要为西汉诸帝的在位年代。西汉著纪的内容今天能够知道的就是这些，可以肯定，这不是西汉著纪的全部内容。
    东汉沿袭了西汉撰写注记的传统，更始帝即有注记，《汉书·律历志》下云：“更始帝《著纪》：以汉宗室灭王莽，即位，二年，赤眉立宗室刘盆子，灭更始帝。”更始帝的《著纪》应当出自东汉初年。
    光武帝亦有注记。《汉书·律历志》下云：“光武皇帝著纪：以景帝后、高祖九世孙受命中兴复汉，改元曰建武，岁在鹑尾之张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光武帝的注记是在明帝永平年间撰写的。《后汉书·马严传》云：“永平十五年，皇后勑使移居洛阳。显宗召见，严进对闲雅，意甚异之，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太平御览》卷一八四、《玉海》卷一六九引《东观汉记》皆载此事。
    另外，见於文献记载的，还有和熹邓太后的注记。《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载：和帝卒，殇帝立，尊邓皇后为皇太后。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 “平望侯刘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曰：‘……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圣德颂》，以敷宣景燿，勒勳金石，悬之日月，攄之罔极，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从之。”这里所说的《长乐宫注》即是邓太后注记。
    东汉时代撰写的注记，肯定不止上述三部。这些注记的编写，都是承命於最高统治者，直接取材於当代或前朝，所述史实较为可靠，《东观汉记》的作者参考这些注记，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
    这里顺便指出，《建武注记》和《世祖本纪》并不是一书，过去人们都误把二者混而为一。上文已经说明，《世祖本纪》完成於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以前。而《建武注记》于永平十五年始由班固、马严、杜抚等人奉命撰写。尽管《世祖本纪》成篇早於《建武注记》，但并不排除《世祖本纪》吸取《建武注记》中材料的可能性。《东观汉记》成书过程漫长，中间几经续补和修改。班固等人写定《世祖本纪》，后人不可能不加润色和增删，这样，《建武注记》中的材料就有机会被吸取到《世祖本纪》中。
    还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人们常常把注记与起居注混为一谈。《汉书·艺文志》载《汉著记》百九十卷，颜师古注云：“若今之起居注。”后来信颜注者颇多。其实注记自为注记，起居注自为起居注。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第三章《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中谈到《汉著记》时认为：“据《五行志》所载十二著记之文，多属五行历数天人相应之事，盖太史令之所掌也。则是《汉著记》未必属於起居注，颜注所说未为得实。”把注记与起居注区分开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据《汉书·五行志》所载十二注记内容，把注记与太史令联系在一起，则未必与事实全然相符。
    笔者认为，两汉时代，注记与起居注的分别主要有两点，一是注记一般由史官或史学名家奉命撰写，而起居注常常是在宫中为女史之职，《史通·史官建置篇》云：“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晋献惑乱，驪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宴游，蔡姬对以其愿，王顧谓史：‘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职司，未闻位号。”③这与魏、晋以后近侍之臣撰写起居注的情况有所不同。④二是注记内容相当广泛，大凡与一代帝王相关的重要事件，如帝王的“嘉言”“善政”、兵戎兴罢、四方朝献、皇后太子拜立、大臣任免、祥瑞灾异、福淫祸乱，等等，都属著录的范围。起居注包罗的内容则没有注记那样宏富，主要是记述日常“动静之节”。用荀悦在《申鉴·时事篇》概括的话来说，就是起居注“内史掌之，以纪内事”。当然，起居注发展到后来，内容完全突越了“内事”的范围。袁宏《后汉纪》序提到《汉灵献起居注》，今天对《汉灵帝起居注》的认识不十分清楚，对《汉献帝起居注》的认识还比较清楚。《三国志》裴松之注十二次引徵《汉献帝起居注》，⑤此外《后汉书》李贤注、《续汉书》刘昭注、《太平御览》、《通典》礼门注等亦有引徵。从所引内容来看，涉及的面相当广，与注记已无区别。《汉献帝起居注》成书於魏，⑥也有人认为成书於东汉末年。⑦这就是说，至遲从魏开始，起居注与注记在内容上的界限已经泯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