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汉记·百官表》对于东汉分官设职情况的记载，就今天所见片段而言，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也偶有错误。如中谒者一官，在《续汉书·舆服志》刘昭注所引《东观汉记·百官表》中两出，一云与尚书、谒者、黄门宂从等官秩皆六百石，一云与议郎秩皆比六百石。两处关于禄秩的记录相违戾。
    《四库全书》馆馆臣辑集《东观汉记·百官表》佚文时，所收文字，大多数没有失误。但也有个别条不属于《东观汉记·百官表》，而馆臣错误地当成了表中的内容。
    如四库馆臣所辑《百官表》第一条云：“太尉掌邦，（馆臣按云：“此下有阙文。”）册皇太子捧上其玺绶。”按《唐类函》卷三五所录《北堂书钞》有“册皇太子授玺绶”一条，注云：“《汉百官表》云：‘太尉掌邦，册皇太子捧上其玺绶。’”四库馆臣所辑显然是依据《唐类函》。《唐类函》引徵的《汉百官表》，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汉百官表》未必就是《东观汉记·百官表》。另一个是它转录《北堂书钞》时，文字作了增改。孔广陶校注本《北堂书钞》卷五一“郊祀之事则亚献，拜太子授玺绶”条注云：“《续汉·百官志》云：‘太尉凡郊祀之事主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志》云：‘掌邦政，拜皇太子以上授其玺绶也。’”“《志》云”句有脱文，《唐类函》改“志云”为“《汉百官表》”，其他文字也多有删改，本不可据。四库馆臣把“太尉掌邦”云云收入《东观汉记·百官表》，没有充足的根据。
    又如四库馆臣所辑《百官表》第二条云：“司空，唐虞之官也，金印紫绶。”按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卷五二“唐虞之官，金印紫绶”条注云：“《汉百官公卿表》云：‘司空，唐虞官也，金印紫绶。’”四库馆臣所辑当即本此。《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书》载唐虞之际，……禹作司空，平水土。”又云：“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很明显，《北堂书钞》所引出自《汉书·百官公卿表》，四库馆臣辑入《东观汉记·百官表》是错误的。
    对于《东观汉记》中的表，刘知几曾进行过激烈地批评。他在《史通·表历篇》云：《史记》“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既而班、《东》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无异逐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刘知几反对纪传体史书中设表，当然也反对《东观汉记》中设表，应该说他道出了设表的一些短处。但是，就表的整体来较长量短，他的论议未免偏颇。拿《东观汉记》的表来说，《诸王表》、《王子侯表》、《功臣表》、《恩泽侯表》的内容，一般不会超出纪、传的范围。但是，这些表毕竟把诸王、王子侯、功臣、恩泽侯的大略行迹、分封侯王的时间，各侯王的传袭情况，以表的形式，彙为一编，眉目清楚，条理分明，便于查阅。就内容来说，也不可能对纪、传毫无增补。至于《百官表》，那更是纪、传所不能替代的。东汉一代的职官制度，是全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它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如果《东观汉记》不立《百官表》，使东汉一代职官制度缺载，那不能不令人遗憾。正因为表有纪、传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后来问世的一些纪传体史书，如《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仍然继承了书中设表的传统。
    五、《东观汉记》中的“载记”
    司马迁撰《史记》，首创史书纪传体，记载汉武帝以前数千年通史；班固继踵其后，撰成《汉书》，断代为史，专载西汉一朝。二书均无载记。载记作为一种史书体裁，始出于班固草创《东观汉记》时期，《后汉书·班固传》和《史通·古今正史篇》已有确切记载。
    载记既不同于本纪，也不同于列传。它所载列的，都是据守一方，称雄一时，最终没有居于“正统”地位的人物事迹。
    班固撰写载记，究竟收入了哪些人物，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后汉书·班固传》和《史通·古今正史篇》这两篇珍贵的材料来看，包括了平林、新市的领导人，另外，还有公孙述。在《史通·题目篇》，也提到“《东观》以平林、下江诸人列为载记”。
    平林兵领袖有陈牧、廖湛等，新市兵领袖有王匡、王凤、马武等，下江兵领袖有王常、成丹、张印等，（35）在这些应当列入《东观汉记》载记的农民起义军的领导人物中，只有王常的事迹尚可见到以下一些片段：
    （一）《后汉书·王常传》李贤注引《东观汉记》云：“其先鄠人，常父博，成、哀间转客颍川舞阳，因家焉。”
    （二）同上书李贤注引《东观汉记》云“（以王常行南阳太守事），诛不从命，封拜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