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况传》的论赞称“太史官曰”，我们知道，耿况是光武帝功臣，卒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况传成篇不是在班固时期，就是在刘珍时期，而以前者的可能性较大。这种情况向我们表明，就是在同一时期修史的时候，论赞之称也不尽一致。
    上面我们指出了类书、古注中明显地引徵《东观汉记》序的几条文字。除了这几条文字外，前人还钩稽出来以下两条：
    《太平御览》卷四八○云：“《东观汉记》曰：‘隗嚣负陇城之固，纳王元之说，虽遣子春卿入质，犹持两端。世祖于是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义。’”《四库全书》辑本在此条文字下注云：“此六句当是序中语。”对内容仔细推敲，四库馆臣所下判断是可信的。
    《文选》潘岳《西征赋》李善注云：“《东观汉记》曰：‘赵熹奋迅行伍。’”四库馆臣辑本《东观汉记》把此句编於《赵熹传》首“赵熹，字伯阳”二句下，当作了传中正文。但王太岳等《四库全书考证》认为：“此条《永乐大典》及姚（指姚之骃）本无之，当是序中语。”玩味李善注所引，很像是《赵熹传》末的评论，王太岳的看法，大体上是可取的。
    此外，我们根据一些文字内容进行分析，还可以发现几条遗存的序中片段。
    《北堂书钞》卷一三九引《东观汉记》敍光武帝事云：“上东西赴难，以车上为家，传荣合战，（38）跨马操兵，身在行伍。”
    《太平御览》卷九○引《东观汉记》敍光武帝事云：“帝卽有仁圣之明，气势形体，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敌，翕然龙举云兴，三雨而济天下，荡荡人无能名焉。”
    《太平御览》卷九一引《东观汉记》敍殇帝事云：“孝殇襁褓承统，寝疾不豫，天命早崩，国祚中绝，社稷无主，天下敖然，赖皇太后临朝，孔子称‘有妇人焉’，信哉！”
    《北堂书钞》卷七引《东观汉记》敍安帝事云：“圣德炳著。”
    《北堂书钞》卷一一○引《东观汉记》敍桓帝事云：“桓帝好音乐，善琴笙。”
    前四条，或是对一代帝王终生行迹的综述，或是对一代帝王功业的论断，我们把这四条确定为序中文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只有最后一条，既像序中语，又类纪中正文。按范晔《后汉书·桓帝纪》论云：“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李贤注云：“前史谓《东观记》。”笔者怀疑范书《桓帝纪》的论参考了《东观汉记·桓帝纪》的序，范书论中“桓帝好音乐，善琴笙”二句，很可能移自《东观汉记》中的《桓帝纪》序。
    史书为什么要有论赞？论赞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史通·论赞篇》曾设专篇加以讨论。它说：“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此则别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赞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葬，贤於秦始皇远矣。此则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所谓文省可知者也。”刘知几对论赞的要求十分明确，一是要在内容上补充史文之未备，二是要以简炼概括的语言阐发一定的义理。这种要求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达到这两点要求并非易事。我们反覆阅读一下今天遗存的《东观汉记》几段文字略为完整的序，如《章帝纪》序、《和帝纪》序、《邓禹传》序、《吴汉传》序和《耿况传》太史官之论，就会产生一个相同的印象，这些序大抵都是些繁华浮饰之词，或是纪、传文字的简单综述。《史通·论赞篇》批评《史记》、《汉书》以后的论赞时说：“及后来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至於甚者，则天子操行，具诸纪末，继以论曰，接武前修，纪、论不殊，徒为再列。”这里所批评的，正是《东观汉记》这类的论赞。
    在笔者看来，论赞也未尝不可以起综述全篇的作用。但所作综述应该是言简意赅，《史记》、《汉书》中这种性质的论赞并非罕见。刘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文心雕龙·颂赞篇》说迁史、固书的论赞，一方面“托赞褒贬”，一方面“约文以总录”，而对这两方面的作用，刘勰皆无贬斥之意。《东观汉记》的序，问题不是出在对纪、传之文进行了综述，它的缺陷在於所作综述冗长而浮泛，《章帝纪》、《和帝纪》二序尽是华而不实的歌功颂德的文字，《邓禹传》、《吴汉传》二序文长而理少，华多而实寡。像这样的论赞，空张篇幅，於史毫无补益。高似孙《史略》卷三在引徵《邓禹传》序、《吴汉传》序后评论说：“今姑录二序於前，夫张衡、蔡邕岂不以辞笔自骋，而所序者如此，是可与班、马抗欤？”高似孙把班固等人的序说成是张衡、蔡邕所作，全然弄错了。但他认为《邓禹传》、《吴汉传》二序不能同《史记》、《汉书》相抗衡，则是公正之言。